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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学的退潮

维舟 2024-07-0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联生活周刊 Author 维舟

刘亦婷
“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美国普通中产”近日来上了热搜,引发不少感叹和争议,这个当年无数中国家长心目中“别人家的孩子”,教育成功的榜样,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被遗忘多年之后,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再一次出名了。

1999年刘亦婷考上哈佛之后,关于她的系列图书在数年内狂卖260万册,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不下上千万人的人生。在当年堪称神一般的人物,现在被嘲笑在美国多年也就只混到“普通中产”。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刘亦婷这二十多年虽然没做出什么“大事业”,但也足够跻身纽约的社会上层,其实已经是留学生奋斗的天花板了。然而,问题的重点其实不在这里。

为什么人们突然又对这个过气的人物产生兴趣?因为社会心态已发生巨大变动:经济上升期那种狂热的“成功学”开始退潮,而刘亦婷作为当年成功榜样的明星级“学霸”,也是时候接受重新审视了。

考上哈佛的中国学生当然远不止刘亦婷一人,但她当初之所以名气那么大,是因为她为无数中国家庭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很多父母都愿意相信,只要照着那套教育方法培养,自家孩子也有望像她那样,凭借学力,在高中时就通过特招申上哈佛大学——而一旦进入哈佛这样的最高学府,那接下来可不就是辉煌人生了吗?

但是如今,“读好书肯定有个好工作”的预期已经被打破了。去看看机场书店就知道,卖得最好的畅销书已经不是成功学,倒是星座、命理、佛学这类。
在不可测的风险面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那么天真乐观地相信只要读书够好,成功就能触手可及,以往那种“成功榜样”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大家冷静一打量,“也就那样,没吹的那么神”,又或,“你过得是比我强,但你成功又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成为你那样。”

《风雨哈佛路》剧照
这背后无动于衷的消极性,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现在新的一代人见过世面,以往那种外部成功已经不足以激励他们为之去努力奋斗了。他们需要新的驱动力,那意思像是在说:“奋斗?可以,那先告诉我为什么。”

这诚然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心态。一代人之前,无数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努力,除了悬在前面的胡萝卜,其实常常也是因为后无退路。所谓“上进心”,乍看是内在的驱动力,实际上靠的更多恐怕是外部力量的推动——改变命运的激励、恐惧再过以往那种苦日子,你必须拼命努力才能过上点好日子,说到底,那也是因为以前太穷了。

然而现在,社会学者李永萍发现,随着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化,不少富裕地区已经呈现出“无压力社会”的特征。不乏有年轻人很多年都不工作,说是“没找到合适的”。一位社工说“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时,问她“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答:“我喜欢不工作。”虽然有人看不惯他们整日晃荡,但他们自己认为这样过得挺好,也没想要如何努力去改天换命,“他们并不在乎工资多少,在乎的是有闲和自由”,其结果,“还没有达到成为贵族的经济水平,他们却过起了贵族式的消遣生活”。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对这些家庭的父母们来说,“怎样培养孩子的上进心”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大问题。在浙江,许多富二代都不愿意继承家业,出现了接班人危机,而他们的父辈当年可是非常拼、非常实干的,但年轻一代似乎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他们既不缺什么,实在想要什么也可以买,剩下的大抵就无所谓了。要接班做父辈那些雨伞、纽扣之类的生意,他们很难有啥兴趣,但要说努力读书成才,说实在的,那又有多大吸引力?

不仅如此,现在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也不愿意孩子去吃苦了。像宁波商帮以往极具开拓精神,然而近十年来,很多人家甚至不愿意子女去上海闯荡,何必呢?在老家足可过得很安逸。
这些年“鸡娃”的父母固然还有不少,但看到社会新闻里优秀学生得抑郁症的层出不穷,很多人就算没看开,也吓到了。很多学霸又事业有成的父母,面对子女都是这样的心态:反正你也不可能有我当初那么优秀,那开心健康就好。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胸无大志的一代”小富即安、躺平心态,那就错了。确实有不少父母痛感“为什么孩子不能像我当年一样有上进心”,但年轻人其实清楚地看到,时代巨变之下,初始条件已截然不同,无论是走父母的老路,还是拼命内卷读书,都已经不足以确保自己一定能成功——海归博士都去街道办应聘了,考上哈佛又怎样?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形势早已变了,在这个时代,成功已变得距离普通人更遥远了,更重要的是你会赫然痛苦地发现,自己卷到极致,拼尽全力,最终人生尽头也就那样。曾经的偶像原来也就只混到个美国中产,那种预期落差感,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那我那么努力值得吗?苦读就只是为了这个?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要成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限度:风险如此之多、竞争如此之激烈,自己也不是天才,想效仿刘亦婷那样?那多半最终的结果不是你也进了哈佛,开启辉煌人生,而是为她的书贡献了一点版税。
恰恰是因为期望成功的压力太大,才使得预感到自己无法达标的那些孩子们要么摆烂放弃,要么无法放过自己就抑郁乃至自残。乍看起来“缺乏上进心”的犬儒退缩,换一面来看也是对“内卷”的抗拒,希望能有不一样的活法。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每当一个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难免就会出现反思和改变,毕竟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可能一直在原有的路径上不断简单累积。
这往往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低烈度紧绷感,有时连亲子之间都无法意识到,那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新旧价值观的内战在家庭内部的体现。如果还只想着让孩子复制别人的成功道路,那已经不足以引导他们,因为年轻一代很自然地会发现,那和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相悖的。

《匆匆那年》剧照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指责年轻人“低欲望”,质问他们“是不是从来没奋斗过”,而是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至少容许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乍看是不愿走出舒适区的躺平、放弃,但也不失为一种反思精神:与其盲目地追逐成功,不如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尤其如果家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足够支撑你的基本生活,那更应该想明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去为之努力的。

当然,难免有人忧虑,如果丧失了奋斗精神,从未体验过出于热爱而奋斗的滚烫的激情,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但话说回来,当年万众效仿刘亦婷父母的教育方式,想要的正是成功所带来的功利,才不是什么“奋斗过程中的热血体验”,要说起来,卷到苦不堪言,还谈什么激情?要有热血,那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真正喜欢的非功利性目标。

对当下的许多人来说,与其实现财务自由,不如实现人生价值——当然,老一辈的人或许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又或者说,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先实现财务自由。而那样的成功人士势必永远是社会上的少数人,而且一旦你看穿“所谓成功的生活也就那样”,那成功本身就更难对你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了。

《四重奏》剧照
这当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这样。在美国经济数据统计中有一项指标:就业参与率(participation rate),其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总有一部分人长期无业且不愿意再就业。特别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4-1995年间出生者),虽然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他们的叛逆性使得他们更讲究对工作的认同度,在意这份工作对他们生活有何意义,更倾向于享受生活,也因此对工作愈发挑剔。

社会学者一般将工作态度分为三大类:做事、职业生涯、内心召唤。做事态度主要为金钱所驱动,职业生涯指向成就和社会认可的人生上升轨迹,而内心召唤则是由个人使命和自我实现的动机所驱动。
不难看出,以前的“成功学”无论如何,基本都可归入前两类,尤其是第二类,但现在的社会心态已变得更倾向于最后一类:不追求多大的物质成功,只想在安稳度日的基础之上,去追寻自己真正喜欢过的生活。

这并不是“躺平”,而是从以往成功学逻辑的那种“外在驱动”,转向“内在驱动”:“成功”和“榜样”都祛魅了,人生也不是只有那一种活法,那不但累,也未必适合自己。
这需要我们重新界定“成功”:成功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的模板,而是能很好地认识自己,清楚自己在人生旅途中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充实地过完一生,那就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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