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到处说柳青，穷途再读《创业史》
食物主权按
50-70年代的小说，往往被一棒子打死为又红又专、意识形态先行而缺乏文学性的作品，这与主流舆论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误解与刻意贬低不无相关。
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老师在今天带领我们重读柳青从1959年开始发表的《创业史》，这部无论从写作内容还是手法上都异常丰富、独特的作品，或许是我们放下偏见，了解历史，反思当下的一扇窗。
《创业史》被誉为“农村工作手册”，它从刻画一个具体的村庄以及各类村民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入手，不仅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艰辛而又伟大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指导农业合作实践的活教材。正如贺桂梅老师所指出的，《创业史》并不是生硬地迎合政策，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细腻地揭示人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发生变革的过程，回答“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和怎样发生”这一问题。《创业史》蕴含了柳青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认同、反思和批判。
柳青曾对女儿说：“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未能最终完成的《创业史》在召唤续写它光辉历史的劳动者和劳动者的作家！
作者简介
贺桂梅，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当代文化。
正文
引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实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提出并在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施行的一种世界性创作和批评方法。
1933年周扬首先把这一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毛泽东、周扬、冯雪峰、胡风等重要文艺理论家在他们的阐释实践中，对之做了不同程度的推进和发挥[1]。1950-1960年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文学作品，大都笼罩在这一创作与批评方法的影响之下。
在这些经典作品中，柳青的《创业史》往往被认为是最成功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之一。它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形象。柳青和《创业史》的更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作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完成的文学创作。《创业史》是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生活14年，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而力图“全景性”地呈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史诗”。
一、小说内容：书写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业史》在主题的设定上有其独特之处。它并不像此前的《三里湾》（赵树理，1955）、《山乡巨变》（周立波，1958-1960）那样，就事论事地描述运动的展开过程，也不像此后的《艳阳天》（浩然，1963）、《金光大道》（浩然，1972）那样，突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柳青在多次论及小说主题时，反复强调他要表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与严家炎论辩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他如此概括：“《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2]。
1、用文学形式书写马克思主义理论
《创业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来理解和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意味着柳青不仅仅将农村合作化运动视为一场经济运动，而更强调其同时作为一场文化运动（革命）的意义，更注重人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它将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融合起来，试图表现的是“这个制度的新生活”，一种新的“世界”形态。梁生宝带领蛤蟆滩的村民们走合作化道路，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运动或社会运动，而被柳青更自觉地看作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过程。
它不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转述，也不是对社会变动的旁观写照，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出发，用文学形式来书写和论证这场运动的合法性、动力形态和可能的展开过程。比如“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3]，比如“公有制战胜私有制”，比如“新旧事物的斗争”等。
具体到《创业史》的写作，由于这是与国家建构同步展开的文学实践过程，因此柳青始终需要面临着国家政策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曾这样写道：“由于写作上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有些是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体现在我的工作中。有些是我很难理解的，我不轻易写文章、发表意见或随便谈论。到了后来，实践表明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党就改变了这些方针、政策；实践表明是自己水平低，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观察问题有局限性，我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水平”[4]。这既是柳青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表态，也可以说是他写作《创业史》这一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但实际上，关于“政策”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关系，柳青有着远为复杂的理解。
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农村宣传画
2、蛤蟆滩的典型性与生活化写作
在文学书写视野中，蛤蟆滩是可见可视的，其地理形态、空间环境、人物面孔和人际关系都是明晰可感的，也是小说叙事的基本内容。但与此同时，每个人物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所谓的“典型”，即每个人物都成为某种“阶级”理论的化身。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空间的典型性。也就是说，蛤蟆滩不仅是“这一个”，它也是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化身。事实上，这也是50-70年代农村题材写作的一种普遍手法，即通过一个具体村庄的描写来呈现在全中国农村展开的社会运动。但《创业史》还有其独特的地方。
柳青和皇甫村村民交谈
与浩然小说相比，柳青的《创业史》表现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叙事内容。其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人关系、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竞争关系、梁生宝与冯有万的友朋关系，以及郭振山与徐改霞家、姚士杰与王瞎子家、郭世富与白占魁等，构成小说中“现实主义”书写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小说中，一个村庄里的种种人伦关系、人际交往和各色人等的心理活动，都有极其生动出色的描述。这也是柳青所谓“生活的真实”。在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时，柳青显然依照“典型化”的原则做了理论（政治）和艺术的处理。
经常谈到的例子是徐改霞这一人物形象。小说第一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她与梁生宝的失败恋情，其中书写少女情怀的文字也在很长时间成为最具可读性的内容。但关于她的描写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柳青在后来的解释中，强调关于徐改霞的描写只是为了突出郭振山与梁生宝的不同思想[5]，但事实上，这却是全书最美的段落，几乎使第二部才登场的真正女主人公刘淑良黯然失色。曾有人谈及是否应该删掉徐改霞这个人物，柳青批评这是只懂“政治”不懂“生活”，并将“生活”比喻为“第三条战线”[6]。这也意味着他强调“生活”有“政治”所不能包纳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正是“生活”（而非政治）构成了“文学”更为本质性的内容。
3、用情节展示合作化运动“应该怎样”
小说第一部的叙述时段是1953年春到夏，从困难户度春荒到互助组获得大丰收，四个大段落的情节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个段落是活跃借贷，郭振山出面动员村里的余粮户借贷粮食给困难户，同时写第二个段落梁生宝买稻种，为互助组改良稻种获得大丰收做铺垫，因为活跃借贷的失败而导致第三个段落进山砍竹编笤帚，解决困难户度春荒的问题，第四个段落写的是省技术员韩培生到村中指导新法育秧，结尾则写大丰收，不仅完成了国家交粮任务，也发展了互助组并最终转化成灯塔农业社。
大情节段落中交织的是梁生宝父子关系和梁生宝与徐改霞恋情的生活故事，同时也写到蜕化干部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中农郭世富和富农姚士杰的捣乱，但核心的叙事主线并没有被“两条路线斗争”左右，而是在极为具体地描写农民如何度过春荒、解决资金困难、增加粮食收入和提高生产技术。这种情节的纪实性和细致程度，提供的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具体方案和途径。
《创业史》之能成为“农村工作手册”[7]，很大程度应该说源自这种情节设计的特性。这一方面表现出柳青对农村工作的熟稔和丰富经验，同时也包含了他关于如何通过合作化运动而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认知。柳青始终不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记录和描写合作化运动，而是用他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通过文学形式在“展示”他所理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应该怎样”展开。
在友人和同事的回忆中，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有着十分成熟的看法。他强调“自愿、互助、增产”的三原则[8]，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描述来论证合作化道路的合理性。其起点在于克服乡村贫困，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小说叙述中，活跃借贷的失败与新法育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梁生宝与郭振山的两种政治态度和思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虽然梁生宝的互助组并非完全由农民自发地形成而有上级政府的扶助和引导，但是这一组织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是否响应国家号召，而在能够真正地为贫雇农解决贫困问题，避免他们陷入卖地困境而导致农村再次两极分化。“互助组”及由其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的现实必要性源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在柳青看来，如果互助组和合作社不能增产，不能提高农民特别是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它的意义就不复存在。这也是能够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组织的原因，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决定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正在于在共同艰难的劳动过程中彼此扶助、互相支援，依靠集体的力量度过个人的难关，而这也是“公有制”的发源。
小说特别详细地写到在终南山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砍竹创收的农民们，如何在梁生宝的带领下体会到集体生活的乐趣，在互相扶持中体会互助同伴的温暖，并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精神的提升。由此，合作化运动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组织形态，而有着极为现实的经济动力、明确而具体的精神意识提升过程。
从思想和心理层面描述人们如何克服私有制观念和意识，与这样的写实性情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开篇就凸显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紧张冲突，沉溺于小农意识的继父完全无法理解儿子为何放弃个人发家而专注于别人的事务。这一矛盾的解决不是依照戏剧性关系转换完成的，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的丰收、他在村民中威望的提升，并且切实地满足了父亲的物质愿望（新棉袄新棉裤）而达成的。梁三老汉与乡支书的一席谈话成为他思想的转折点，使他心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到儿子身后有一群“姓共的”人存在。在他与儿子的矛盾解决中，物质匮乏并非核心原因，更重要的是“尊严”的获得。烟酒门市部前因身为“梁主任他爹”而获得的尊重，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梁氏父子矛盾的解决，也是小农意识与集体化这两种创业道路的冲突在家庭内部的解决。
事实上，在第一部结尾处，所有与梁生宝的合作化道路存在这样那样矛盾的人物，都在大丰收的粮食市场上有了结局：郭振山的嫉妒、姚士杰的痛苦、郭世富的沮丧以及徐改霞的出走……这意味着矛盾的阶段性解决，同时也昭示了新的矛盾出现。小说并没有给出皆大欢喜的结局，而真实地展示出合作化道路的具体延展性。小说第二部写农业社成立、牲口合槽、郭振山与农业社的较量、梁大老汉大闹牲口队……，又将叙事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初级合作化后牲口管理这一核心问题上。而人物矛盾冲突的形态，不再限于意识改造的层面，同时也写出意识的冲突如何导致人群的阶级关系变化。
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农村宣传画
4、小说背后隐藏着柳青的政治态度
《创业史》是一部多卷本长河小说，最早的写作计划是以四部本的规模写出当代中国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全过程。在第一部出版前夕，柳青亲自执笔的“出版说明”这样介绍：“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9]。但实际上，这一写作计划一直处在调整和改变过程中。第一部完成后，柳青原计划在60年代中期写完第二部，但不得不卷入“社教”、“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迫停止小说写作。70年代初期，他开始再度考虑小说计划，但真正动笔是“文革”结束到1978年去世前的两年。最终出版的第二部上下卷也是未完成稿。
多次调整中，柳青最重要的决定，是将叙事时间限定在1955年前，即全书只写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社，而不涉及此后高级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也意味着他对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历史判断，认为“要求过急，发展过快”[10]。而1955年恰是在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纲领文件推动下全国展开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事实上中共高层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分歧即产生于此时[11]。因此可以说，柳青将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书写限定在1955年之前，也正是他政治态度的明确表达。
80年代以来，关于表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细致考察作家们在叙事态度和政治态度上差别，而笼统地否定所有表现这一运动的作品。事实上，同样以这一运动为写作对象，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和浩然等的态度和写法存在各种差异，其中柳青的态度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他直至1978年去世，也从未动摇过对集体化道路的信仰，因此他给《创业史》规定的基本写作原则是“写集体化道路的大方向不变，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则不受当时具体方针政策的束缚”[12]；另一方面，他不认同1955年国家自上而下发动的合作化运动高潮，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违背了“用经济实惠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而且过快的发展导致农业合作社在组织、管理和干部培养等方面都跟不上新形势的要求。
1959年，柳青停下《创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狠透铁》，副标题为“1957年纪事”。作品写政治品德高尚但不熟悉高级社管理技术的农民干部“狠透铁”，在新的组织形式中疲于应付，因一次耕畜死亡事件而被免职，高级社的领导权因此落到徇私舞弊的中农手中，结尾是通过他的斗争揭发出了搞破坏的中农干部。小说在情节设置和叙述语言上带有较为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但初级社转换到高级社后，在社务管理、经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却有非常细致具体的描写。柳青对朋友孟维刚说，这部小说的真实意图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干部水平跟不上，群众思想没准备，伤害了中农利益，商品流通跟不上”[13]。晚年与女儿刘可风的谈话中，他认定“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14]，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在的体制下，没有电器化和机械化之前，要提高生产率，主要是改进生产管理制度，而不是加强劳动强度”，“用试办取得经验，准备一批、成熟一批、成立一批”，“合作化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不能用工人或士兵去代替他们”[15]等观点。
可以说，理论思考和基层工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他对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态度，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央高层路线斗争的延伸。70年代后期，在出版第二部上卷的同时，他也对第一部做了大量修改。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一处，是柳青在新版《出版说明》中提及的“重要修改”，即将徐改霞离开农村的动机与“党中央书记刘少奇”的“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也是在第一部结局中，他在小说中直接点了刘少奇的名，视其为“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的源头。批评家阎纲对《创业史》的修改做了详细比较[16]，并在此后的文章中，将柳青的这一态度，归结为他僵化地信从毛泽东路线斗争的“政治悲剧”[17]。事实上，《创业史》关于蛤蟆滩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所发生事情的描写，始终是在极为阔大的叙事视野中展开的，他要写的是“全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如何展开。对刘少奇的批评，与其说是高层“路线斗争”的回响，毋宁说主要因为柳青并不认同刘少奇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理论设想和实践方式。这与他不认同毛泽东1955年之后的做法并无不同之处。柳青和刘少奇的根本冲突在于，柳青从未否定过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与毛泽东的分歧，则在展开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上有不同的构想。
作为一个文学家，柳青只能用具体的叙事内容和艺术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选择1955年作为叙事年限是一大态度，情节设置、人物关系上的具体书写，则是另一态度。“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又引用恩格斯的话“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加好些”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18]。
二、小说手法：
通过人物写阶级与革命路
柳青在《创业史》中形成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手法和叙事形式。
1、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
在1973年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当被问及小说构思过程时，柳青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小说的基本理解：“人物是你小说构思的中心，也是结构的轴承”，又说：“写人的什么？我想主要写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主要写人的思想变化表现在行动中间”[19]。将小说创作的核心归结为人物，叙事过程则是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加以表现，这也可以说是柳青对《创业史》的基本理解，因此他反复说明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20]
2、从人物的主观视角展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如何理解“人”以及小说为何要写人的变化过程时，柳青明确地区分了“思想”、“感情”和“行动”这三者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他关于小说乃至全部美学理论的基本看法。
可以说，这里的“感情”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情绪和知觉状态，“思想”是“阶级意识”的呈现，而“行动”则是实践本身。相比而言，柳青赋予了“感情”以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思想”只有转化为“感情”，才算是真正“自然”的状态。
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柳青在《创业史》中采取的最成功叙事形式，即是每一章都从一个或两个人物的主观视角来展开叙述并推动情节的展开，他称之为“写出人物的感觉”[21]。已出版的《创业史》第一二部，几乎每章都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叙事手法。比如第一部开篇的人物出场，即通过梁三老汉、徐改霞、郭振山、高增福、梁生宝这五个核心人物的主观视角，交代了蛤蟆滩的人际格局、主要事件和矛盾冲突，又通过每一人物心理和情绪状态的主观呈现，表现出了生活故事自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3、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
《创业史》的另一大叙述特点，则是叙述人的活跃。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尽量隐藏叙述人的痕迹，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人几乎现身于每个时刻，他对小说人物的心理和行动发表意见，做出评判，抒发感情[22]。他高于小说人物，他懂得所有人物也知道他们的好坏优劣，他唯恐读者误解了文本的意思，忍不住越过文本直接与读者对话。这使得读者阅读小说世界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独地自我体认的过程，而仿佛与这个叙述人一同在阅读在感叹在评判。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在总体叙事上的意图与效果。这些人物从其社会类型可以分为几组：
其一是以梁三老汉为主的普通农民序列，还包括梁大老汉、王瞎子、生宝娘等，他们仍沉溺于小农意识，相信可以通过个人的勤劳发家创业。同时基于个人思想品性的差别，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状态与变化过程。梁三老汉虽然在发家方式上与养子梁生宝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他“心可正”，一旦意识到梁生宝道路的合理性与在新生活中得到的“尊严”，他就完全转向儿子这一边。小说写出了他对梁生宝的“怨恨”情绪如何化解的全过程，展示的是“小农意识”如何从内部自我说服而非从外部强制性瓦解。尽管第一部中梁三老汉的思想疙瘩得到完满解决，第二部中的他仍旧并不完美，种种小农意识的残余使他总是把合作社的创建看成是“儿子的事业”，而无法完全懂得“新生活”的真正意义。不过这也正是“小农”精神状态的生动展现：他们生活方式和心理格局之“小”，使其需要在种种切实可见的利益考量中艰难地与新生活磨合。他的正派、善良又与梁大老汉的吝啬、顽固形成了对比。事实上，梁三老汉对养子的怨恨与梁大老汉如何看待他的大黑骡子，在根本逻辑上并无差别，都是基于私念的利益逻辑。是梁生宝对养父的忍让与回护，以及卢乡支书、杨副县长和村人们的尊重，使梁三老汉得到了做父亲的尊严和社会荣誉感。不过，梁大老汉却无法从大黑骡子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的文学再现表明柳青从未对小农意识的改造作过度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他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自愿、互助、增产”三大原则，事实上正是在尊重小农个人意识的前提下提出的。
第二组人物是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和蜕化干部及新中农郭振山。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为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已具有不同于普通农民的“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累积个人财产成为其内在动力，同时在占有财产的过程中将他人视为物化对象而不予尊重。如果说小农意识仍旧遵循着“独善其身”的道德逻辑的话，那么这些人则可以为了累积个人财产而破坏、损伤乃至消灭他人。这也正是资产阶级基于资本逻辑的贪婪性与残酷性。小说写到郭振山的私心与对梁生宝的嫉妒，写到郭世富的胆小与狡诈，写到姚士杰的残忍和仇恨，从而赋予同一阶级意识的不同表现形态。在60年代的“阶级斗争文学”中，这些人物大都被做了漫画式处理，基本不赋予其自足的主观意识和心理过程，但《创业史》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阶级意识的主观形态和心理过程。特别是郭振山从革命干部到新中农的心理蜕变，做了极其丰富和生动的描写。他既拥有干部身份的权威，又以劳动致富的方式快速地累积了资本，同时还保有在蛤蟆滩的能人威望，正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过去的富农和中农，成为最顽固也最有力地阻碍合作化运动的反对势力。因此，小说将他塑造为梁生宝最强大的对手，并以两人的冲突转化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轴，体现的正是柳青对中国农村现实状况的深刻洞察。也是在这一点上，《创业史》可以说更为准确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含义。如果说赵树理和周立波的小说主要是在“事件”的层面叙述合作化运动，而此后的浩然是在“阶级斗争”的观念层面阐释合作化运动，那么《创业史》则因其对反面人物的内在感觉和心理活动的深入揭示，展示的是“资本”之为“主义”的真实含义。这也使得小说相关的描写，即便在合作化运动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值得解读的丰富含义。
第三组是作为贫雇农的高增福，相关的人物序列还有冯有万、任欢喜、任老四等。小说多次赋予高增福主观视角：他因贫穷而有的忧愁，他的正直、拘谨与本分。事实上，他是小说中仅次于梁生宝的人物。正是他的处境代表着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为何必然地要走上合作化道路。这一方面意味着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贫困状态，是农村新的两极分化中最有可能再度丧失土地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保有着劳动者的自尊和敏感，并对这一因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处境有着自觉的认知。可以说，他代表的是贫雇农自发地走合作化道路的阶级动力。他是梁生宝真正的左膀右臂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同时小说也写到他作为农民的拘谨和自卑。特别生动的是，正是过去的兵痞、真正的“流氓”白占魁的鄙视和捣乱，使高增福无法真正获得相应的权威和自信。与“当代英雄”梁生宝相比，他仅仅是“农民”，尽管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感，但他还需要更多的阅历和磨练，才能真正独挡一面。他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其作为“农民”的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和自我怀疑，一方面切实地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乡村社会发生的动力土壤，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农民转化成“无产阶级”的必要的意识提升和自我改造过程。在这一点上，高增福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形象，而非仅仅是“贫雇农”的阶级观念图解。
第四组人物是徐改霞、梁秀兰和刘淑良。其中徐改霞对梁生宝的爱慕、思念和犹疑心理，成为《创业史》第一部最为华彩的段落。从这一人物的主题叙事功能上，柳青并未赋予她相应的政治意义，而仅仅是为了表现郭振山和梁生宝思想冲突关系的一个“棋子”[23]。但尽管如此，柳青也从未想过要“删除”掉这个人物形象。无论柳青如何解说这个人物，对她情感和心理的生动书写，或许更准确地呈现的是与“政治”不同的“生活”面貌本身。徐改霞身上的“知识分子气息”和“浪漫色彩”，与其说出自陕西乡村特别是作为文学世界的“蛤蟆滩”的现实构成部分，不如说那更是浪漫主义文学和柳青个人趣味的一种呈现。这一方面表明了柳青对“生活”本身的尊重，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作家柳青精神气质的投影。柳青曾与路遥谈及在徐改霞身上投射了对陕北故乡的感情[24]，并在文章中说：“我写她时，经常想到我国民歌中情歌所表现的丰富情感。问题是她的天资、气质和教养，是否协调，并且形成统一的性格”[25]。如果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认同落实在徐改霞身上，那么应该说徐改霞是一个带着作家“精神胎记”的人物，正如丁玲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以同样的方式写了黑妮这个游离出阶级叙事的人物形象[26]。同时，徐改霞与梁生宝的不成功恋情，也可以获得某种象征性的阐释：徐改霞的浪漫气息不符合梁生宝的需要，正如在长安十四年的艰苦生活中，柳青一定不无痛苦地一层层褪去自己的知识分子情调[27]。而在第二部出场的刘淑良，尽管她与梁生宝是那样的班配，但这两人的关系更像一个现实的婚姻故事，而褪掉了爱情书写那种令人心悸的浪漫色调。“真正的女主人公”以这样的方式出场，无论如何都可以视为作家柳青某种精神症候的呈现。
第五组人物是作为领导者的乡支书卢明昌和县副书记杨国华。直到小说第二部，这两个人物才获得了主观叙述视角，这也意味着柳青有意识地在第一部中将叙述重心放在蛤蟆滩，而从第二部开始逐渐上移。在柳青的计划中，还将写到省委书记，“写县城，是不想将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一个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28]。视点的上移，意味着小说叙述视野和政治视野的扩大，不过，这两个领导人物的感觉描述，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地观察乡村的视角，而对他们作为个人的丰富经历则缺少足够的呈现。事实上，就小说的叙事效果而言，他们更像是主人公梁生宝不断地获得精神和实际支援的“姓共的人”的化身：一方面小说通过写乡委、县委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将合作化运动的内在理论冲突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这两张活生生的面孔代表的正是党的“正确路线”形象。如果结合柳青在创作第二部过程中遇到与国家政策相冲突这一事实，这两个人物描写的政治指向就更清楚。
4、梁生宝不是“三突出”的英雄人物
梁生宝是《创业史》的中心人物，几乎可以说，小说中所有人物、事件和矛盾关系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引出小说主题并以其高度历史浓缩性而为人称道的“题叙”，可以说是一部梁生宝前史；小说开篇部分的各个人物，包括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恋人（徐改霞）、上级（郭振山）、战友（高增福），都指向他在第五章的出场；此后，小说叙事最重要的四个事件中，正是他组织并带领村民进终南山砍竹编扫帚，解决了贫困户度春荒的资金问题，也正是他从郭县买回的“百日黄”新稻种，为下卷的新法育秧和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他是蛤蟆滩的中心。小说用两章写梁三老汉，也是为表现他和养父在发家创业观念上的冲突，用六章写徐改霞，是为表现他的恋情，高增福、冯有万等贫困户正是在他带领下巩固互助组，郭振山越来越紧张地感到的压力和竞争，也来自梁生宝在村民中越来越大的影响……；他同时也是蛤蟆滩与乡县等国家机构发生直接关联的中介，“党”正是通过乡支书和县委副书记而在梁生宝这里显现为具体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正是梁生宝的存在，互助组这一集体化道路新形态才得以在蛤蟆滩立足生根。
柳青解说梁生宝作为英雄的品质，一方面指明梁生宝的政治思想源自“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同时强调“我要把梁生宝描写成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他所做的一切表明“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29]。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谈话中，柳青曾详细解说梁生宝的个性，概括为“听话”、“用心”、“有耐性”和“务实”。同时又说：“《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30]。
这里不是用英雄人物来表现党（比如文革时期的“三突出”，通过英雄人物的等级关系来构建党的视觉形象），而是将英雄人物视为党的“媒介”。这种媒介性一方面表现为党的政策是以理论的形式为英雄人物所理解，并转化为其意识与行动；与此同时，英雄人物表现出某种非自足性，即他并不是“自发地”理解了党的政策和理论。小说展示了梁生宝“如何”理解党的政策和理论的心理过程。比如进山前，他与卢支书、杨副书记关于合作化运动如何看待贫雇农和中农关系的谈话，比如山中砍竹时，他如何领会“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事实上，梁生宝确实并非叱咤风云的行动派英雄，他更多地耽于沉思，而思虑的内容则是如何将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具体的生活形式连接起来，并使其成为自觉的政治意识。
话剧《梁生宝买种记》演出剧照
结语：走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
1970年代后期重新修订《创业史》第一部，并继续改写第二部时，柳青对小说文本及其叙事手法做了许多有意味的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活跃叙述人诸多议论的删减[31]。某种意义上说，柳青对作家书写态度“隐蔽性”的强调，相对于1960年代初期他的文学态度是一种后撤，同时也是一种“坚守”。这意味着当社会政治的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当那种将文学与政治统一起来的总体性世界自身发生分裂时，作家依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坚持书写他所认定的理念形态。在他看来，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更“真实”的历史书写。尽管此时他书写的仅仅是“历史”，但同时也保存了一种可以延伸至现实中的可能性世界的样态。它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矫正。柳青曾对女儿说：“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并自信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需要“五十年以后再看吧”[32]。或许，今天也正是人们撇开种种成见，更客观地评价柳青和他的《创业史》的时候。
原文注释
[1] 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转换与接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3]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延河》1979年第6期。
[4] 柳青：《关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03页。
[5] 蒙万夫等：《柳青传略》，第16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
[6] 蒙万夫等：《柳青传略》，第172页。
[7] 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其中写道：“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他们在《创业史》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
[8] 刘可风：《柳青传》，第398-4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另见蒙万夫等《柳青传略》中关于安于密、孟维刚的访谈
[9] 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31页。
[10] 《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收入《柳青传略》，第215页。
[11]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制度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2000年），【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安于密谈柳青在长安的思想和创作》，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201页。
[13] 《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收入《柳青传略》，第216页。
[14] 刘可风：《柳青传》，第405页。
[15] 刘可风：《柳青传》，第394-404页。
[16] 阎纲：《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7] 阎纲：《柳青的悲剧》，收入《文学警钟为何而鸣》，第171-17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18] 刘可风：《柳青传》，第397页。
[19]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06-109页。
[20]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95页。
[21] 刘可风：《柳青传》，第179-181页。《柳青传》中多次提到柳青对这一创作手法的重视。新近公开的《柳青先生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长安学术》第十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柳青随笔录》（刘可风整理，即将由《长安学术》发表）等中，也多处谈到这一创作手法。
[22] 最早提出《创业史》这一叙事特点的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
[23] 刘可风：《柳青传》，第409-410页。
[24] 路遥：《病危中的柳青》。
[25] 柳青：《艺术论（摘录）》，收入《柳青创作生涯》，第80页。
[26]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27] 刘可风：《柳青传》，与女儿谈爱情，第411-412页。
[28] 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29]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30] 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39-143页。
[31] 阎纲：《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另见刘可风：《柳青传》，“父亲和我谈读书和写作”部分，第432-441页。
[32] 刘可风：《柳青传》，第469-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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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本文有删减，小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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