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后期对于上层建筑的变革规划

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毛泽东时代后期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公有制和高投资率。其中一个中心要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这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文革中达到顶峰。

毛主义试图认真地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努力，开始于1963年。第一次尝试，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这一口号最早出现于1963年3月（麦克法夸尔 1997：338）。然而更重要的则是1963年5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最初在中共决议中表述出来，一共包括十点，详细列出了需要被克服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问题。最初，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四清”运动，其目的在于消除农村干部在会计、仓库、住房和工分等方面的腐败。随后“五反”则聚焦于城市中的腐败问题，是对“小四清”的一个补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所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是1949年革命之后第一次对中国干部进行清洗的尝试。它最初被设计和构想为，消除中国农村中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所发展的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并且消除在大饥荒之后很快出现的私人农业和商业。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注政治变革，所以它与1950年代的运动——例如集体化（1955-1956年）和大跃进（1958年）——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的着眼点在于改变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演进到1965年所显现出来的特征，说明它在范围和规模上与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可比性，因此，即便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视为文革的一部分，也应该将之视为同一上层建筑变革的一部分。

文革始于1966年春末。它最初始于精英之间关于如何解读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的冲突。这部戏剧在1965年11月曾被江青集团中的姚文元激烈批判。彭真与文化部的官员认为这部剧无可指摘，但是江青及其上海的座谈会则对这部剧的预设提出质疑和争论。他们认为，在这部剧中，人民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这一论点升级为一场关于文化生产的广泛辩论，学生群体开始参与其中。毛泽东本人把文化部批为“外国死人部”，在最初阶段，毛泽东的这一表态有巨大的鼓励作用。1966年初，在刘少奇派遣工作组平息骚乱之前，学校中的骚乱也持续增加。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介入了，认为学生有权造反。这一鼓励振奋人心，坚决拥护毛主席思想和作品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同时，1966年5月在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诞生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毛看到了利用学生运动改变中国精英制度和结构的内在可能性。因此，他鼓励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发展。1966年秋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毛检阅了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团体前往北京参加。这些群体中有许多人后来继续走遍全国，其中一些人去了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最热情的红卫兵往往是中学生，而不是大学生，中学通常比大学里的暴力事件更严重。

几个社会学因素在推动中国中学生参与红卫兵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中国教育体制运作的不满。参加这一运动的许多中学生似乎对1960年代初日益激烈的大学入学竞争以及由此给社会经济流动设置的障碍感到不满。那时，潜在大学生的供给(由于学校的扩张)和大学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那时，只有大约3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这与1950年代中期的正常情况大不相同。

到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将其精力转向摧毁“四旧”(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中学和大学开始停课。富裕家庭的房屋被抢劫，他们的许多财产被没收或毁坏。公共财产是一个更明显的目标，许多寺庙在中国各地被摧毁;例如，山东曲阜的孔庙、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清真寺和山西五台山的佛教寺庙。

不过据说周恩来能够保护一些遗址，如故宫和敦煌石窟。更普遍保护历史文物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只要简单地说这座庙宇是用群众的汗水建成的就足够了。但有时候，需要比较创新的策略才能保护文物。因此，看守人经常声称这是毛泽东喜欢并参观过的特别地点(比如成都的杜甫小屋)，或者在红卫兵到来之前，通过在壁画上作画来保护这些珍贵的壁画。其他的文物也被埋葬了，或者在文物上装饰着主席的照片，任何对文物的攻击都必然包括破坏毛本人的照片（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故宫被保护下来，是因为透露出消息，说大家所憎恨的市长彭真曾计划将其夷为平地，以建设一个新的北京。因为没有红卫兵希望与彭的计划有关联，所以这块地被保存了下来。更不光彩的是，康生通过将文物放入自己的私人收藏中来保护它们(Ho 2006)。但不管动机如何，也不管其中许多说法的真实性如何(比如周恩来的真实作用仍不为人知)，很显然，中国的许多文物在红卫兵的运动中幸存下来的。

1966年秋，一场红卫兵的恐怖行动开始了。到那时，大多中小学和大学已经停课，以便让学生们参加红卫兵运动。事实上，中国的中学大多都在1966年的6月到1967年的10月这段时间关闭，而大多数大学直到1973年才重新开放。运动的目标，首先针对的是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坏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地主，以及在1949年前为国民党政府效力过的人。但这场运动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斗争。事实上，红卫兵运动日益成为表达阶级仇恨的工具（Unger 1982: 100-2）。正如Unger所言（2007:110）：

从广义上讲，中国城市中学的学生变成了两个派别，而这种派系主义导致了不同红卫兵集团的形成。第一个派别由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组成。这一派别的阶级地位较高，自1949年革命以来一直表现良好，但1960年代初的应试制度倾向于歧视这些人。这些孩子缺乏中产阶级孩子所享有的文化资本，因此他们的考试成绩相对较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进入最好的中学并最终进入大学的前景。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放弃以考试为基础的晋升制度。另一个派别包括中产阶级的孩子(职员、教师或是前小企业主)和父母“阶级地位低下”的孩子。尽管这些家庭在1950年代表现不佳，但他们的文化资本以及考试制度确保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平均比工人阶级、农民或干部家庭的孩子要好得多。这一派红卫兵实际上在维持1966年前的教育体制上有很强的利害攸关。这是他们所在阶级保留下来的一个优势。

无辜者不可避免地卷入派系斗争；干部、教师和革命老兵受辱受刑的例子数不胜数。1960年代，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例如，外交部被单独拎出来，外交官们也远未幸免。事实上，这一过程在1967年8月烧毁大英使馆时达到顶点，这也恰是对19世纪西方军队烧毁圆明园的一次象征性复仇。

1966-1968年间增加的暴力和毁坏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停产闹革命”的口号通常被中国的历史记录用来总结这一政策。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用政治运动作为手段来提高生产。比如，毛泽东认为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比辽宁的朝阳教育模式更先进。因为虽然后者在政治运动方面是很不错的，而大寨模式的目标是增产。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显然是这些年来最具象征性的行动，但这甚至被毛谴责为无政府主义。

然而，不管毛泽东的意图和努力的目标如何，生产无疑在短期内是受损的。如图5.3所显示的，工业生产在1967-1968年之间停滞不前，即便到了1969年也没有回复到增长的趋势。即便是农村也受到影响。尽管传统的观念在很长时间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农村的影响很小，最近的研究显示，农村也没有从这场政治运动中幸免。事实上，一部分农村经济看起来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农村工业增长在很局限的范围内，并在不同年份里的产出浮动剧烈，这只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四川，农村工业的表现在1972-1975年特别差。

1967年秋天，当红卫兵运动达到它的顶点时，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引入真正的民主。但是毛泽东决定用军队压制这场运动，保存秩序、重新开放学校。1967年10月就恢复上课，到1968年7月，这一运动的基础由于下放运动的开展而中断。这种反转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不太清楚的。一种简单的描述是将其理解为毛泽东的失控或者是毛对于运动逐渐要推翻党甚至是他本人的反应。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因为革命已经逐渐走向分裂主义。根据汪晖的观点，“这一悲剧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两极化的派系的斗争，让自主的社会空间无从建立，政治争议转为一种单纯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将阶级转化为本质化的身份概念。”

不管毛泽东的决定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红卫兵先锋队的作用在1968年停止了。中国社会在60年代后期变得越来越军事化，这段时间见证了权力转移到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和毛的指定继承者）身上。林彪的缺乏领袖气质使得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但由于他在内战中取得的将军地位而受到广泛尊敬，大家理解他不太好的健康状况——本身就是他从军生涯的结果。他对于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因为军队逐渐在中国成为唯一可以维持秩序和确保持续经济发展的力量。

60年代后期，最具争议性的政策就是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是下放。这包括将两波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还有工厂干部和技术人员。下放要追溯到60年代早期，当时那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根据chan（1980），他举例说，广州市的下放人群没有人是被迫去农村的。60年代早期，下放的目的是在大饥荒的余波后减少城市人口，并希望因此而增加农场劳动力（缺少劳动力也是饥荒的一个原因）以及减少城市为了养活城里人从农村获得粮食的需求。这一政策至少从它自己的目的来看，是成功的。光是在1961年就有一千万人被下放（macfarquhar 1997），城市总人口从1960年的13.07千万下降到1963年的11.65千万人。

1960年代后期政策的动机有若干个。毛（1968）从再教育的角度来阐释了这一项目：

然而，下放并不是文革的一部分。因为确实，下放是在文革之前和之后发生的。这表明，无论是毛本人给了这个运动冠以怎样的名头，其他动机也在发挥作用。伯恩斯坦（1977：33-83）指出这个计划背后的三个明显的目标。第一，是处理红卫兵问题，以及处理隐藏在运动背后中国年轻人没有被满足的愿望。第二，是希望在城市学校创造空间，同时避免城市失业。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已经停课了，这意味着在1968年有一大批孩子想要进入中学。为这群人找到工作并不容易，尤其因为在1967年和1968年产出和就业机会均有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1966年就读高中的所有学生(无论他们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学生)都视为已经毕业，然后将他们分配到农村工作（Pepper 1996：388）。这项政策一下子在学校创造了空间，并且通过向农村输送过剩的劳动力，避免了城市青年的失业。

这项计划的第三个目标，是促进农村的发展。转移有技能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乡下，支持三线建设，从对下放政策的强调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Shen  and  Tong  185–9)。中国工业最集中的两个地区对于下放有很大的贡献，这件事并不意外。比如，1970年从北京迁出的人数只有70，000人。相比之下，从辽宁迁出的净移民人数总共有248000人，上海在1969年和1970年的数字分别是275，000人和312，000人(RKTJNJ 1988: 233–47; Hu 1987: 77)。当然省级的流动并不能全面的了解这次运动，因为大多数的停学是省内的或者是区内的，其中有在城镇或城市工作的人重新返回他们的家乡，或者甚至回到辖区内的国有农场（在长江入海口的岛屿是很多上海青年的共同目的地）。尽管如此，从这些主要城市中心向其他省份大批的离开，显然至少捕捉到了这一现象的某个部分。当1977-1979年这一计划将要结束的时候，大约有1800万人经历了下放，他们几乎都有着比较优越的背景 (Shen and Tong 1992: 187)。

下放的是否有效还有待商榷。但它确实拓宽了中国城市青年的视野，否则他们不会获得关于农村情况的第一手经验。然而，对很多红卫兵来说，乡村生活本身就离他们很近，对于他们视野开阔是相当有限的。不可否认，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向中国西部派遣大批队伍，很多成都红卫兵就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山区高地上。其他的城市青年被分配到黑龙江的国有农场工作。但是很多上海的国有农场距离长江入海口的岛屿并不远。而且对即墨区的下乡青年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即墨的县城到家乡的一次迁移(Han 2000)。

然而，尽管这样的迁移是空间上的且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从城市青年大量的回忆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大多数对自己的经历是不满意的。这并不奇怪。多数受挫的人是那些在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战斗中失败的人；与来自中产阶级或劣质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干部或工人家庭的孩子下放的比例要小得多（Unger 1982：134）。那些受挫折的人常常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术上很有能力，这使他们能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表达自己的不满。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关于下放运动经历的文献是由那些当时是失败者的人撰写的，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书写者。但在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逆转”之后，他们成为了胜利者。

更笼统地说，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77：7）所指出的：“由于下放和当时很多人的偏好，愿望和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受到该计划影响的人们将其视为向下流动也就不奇怪。”但是，1960年代末的下放计划(与1960年代初的运作方式相反)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痛苦。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派遣的人当然是自愿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参与是强制性的。然而，即使中国青年自愿参加了这一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在1970年代后期带着痛苦的回忆回到了中国城市（Gao，2000；Yang，1997）。多数西方学者都表达了质疑，他们指出技能转移的规模有限（Bernstein 1977），并指出其对边境地区如黑龙江北部和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州的脆弱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性环境后果（Shapiro 2001）。 佩珀（Pepper 1996）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表达了广泛的同情，注意到她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正如她的一位受访者所承认的那样，许多下乡的人对农民的态度几乎是种族主义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过程将是痛苦的。

在这里，我不准备全面讨论下放。简单来说，它的部分目标是提高城乡儿童的教育水平。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其对教育的影响。然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放对于红卫兵的影响，即使是粗略地阅读一下相关文献，也能清楚地看出这段经历对红卫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以马波的经历为例，他在1968年至1976年间在内蒙古待了8年，期间曾因批评共产党领导层而入狱。尽管遭受了痛苦，他总结道：

杨(1997)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的是有关黑龙江下乡生活的艰辛和它如何彻底改造人的。安哲敏（Anchee Min）(1984)对江苏国有农场生活的描述也是如此。这些描述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它们肯定是许多红卫兵经历的象征。至少对他们来说，下放运动并不是徒劳的。

两次死亡之间：幻灭时代

1971年林彪的去世迎来了毛主义后期的第四阶段。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梦想破碎的时代。红卫兵运动使中国年轻人充满活力。因此，对它的残酷镇压摧毁了那些人的希望，并留下了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当时，因为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军队强硬介入，结束了红卫兵的这些希望。1971年以后，经济政策基本上保持不变，只是国际贸易规模开始扩大。但是到那时，1960年代末期的宏伟愿景已基本被抛弃。

实际上，1971年至1976年之间是一次绝望的尝试，旨在为毛主义后期的政治计划注入新的动力。红卫兵发动的暴力行动，以及后来的林彪事件，都削弱了毛主义后期革命的政治合法性。从政治上讲，1970年代的斗争是围绕四人帮展开的，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其能够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担任并保持政权。在实践中，暴力仍在继续。昂格（Unger）（2007）将1970-1971年的“一击三反”运动描述为与1968年的“阶级等级清洗”几乎一样残酷。但是在整个运动中，以及以1974年“批林批孔”为主题的运动中，毛泽东确保了四人帮无法掌权，也确保邓小平受到保护。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我们了解得还是不多。但是，尽管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走资派”，但邓小平仍然可以幸存下来，这既证明了毛泽东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表明了他对其他人争夺继承人有保留意见。即便如此，四人帮的软弱使军队在1976年10月发动政变变得相对简单，在此期间，四人帮被捕，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毛泽东是否预见到这点并且一直打算这样做。

在1970年代初期，经济决策方面最重大的变化是对日本和西方现代生产商品进口的依赖日益增加。尼克松1972年的访问导致两国关系逐渐解冻，进口量显着增加。至关重要的是，1973年1月决定进口13套合成氨工厂，以便向农业部门供应更多的化肥，从而促进新矮化品种的种植。实际上，周恩来首先提出了十年进口替代战略的概念，该战略从1975年到1985年运行，甚至在1973年，就曾经考虑过建立经济特区（Reardon 2002：165和175）。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战略仍然相对内向。但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的逐步发展，也预示了未来的走向。

华国锋岁月：1976 -1978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1963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发展战略的逐步瓦解。尽管毛泽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毛对自己的继任者选择使瓦解成为必然。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来接替他。华国锋的继任出人意料，而且因为主张“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几乎普遍受到嘲笑。

华国峰在经济政策中恪守“两个凡是”原则：1976年至1978年间，基本经济政策中变化不大。因此，华国锋时期被视为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延续。大寨集体农业制度将继续作为农业政策的主体，应控制收入不平等，工业资产的公共所有权应继续保持挑战，并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即使是“洋跃进”，也总是与华国锋联在一起，这仅是1971年开始的开放进程的延续。尽管如此，华还是给了该战略更多的口号，并将重点转移到了石油和机械进口上。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中，这种“外国”或“向外”飞跃的概念获得了广泛使用，并在1978年1月批准的华的“十年计划”得以体现。大约有120个工业项目，并明确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这一政策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外贸数据中看出，进口占GDP的比重仅从1971年的2.2％上升到5.5％。在1974年，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在1974年至1978年的4％至5％之间（SSB，1999：3至60）。

如果全面实施，华的发展战略是否会成功，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的声音都是严厉批评。尽管毫无疑问，这些意见往往是为了和1970年代邓小平的政治和经济学保持一致。该计划对国家财政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从1977年的300亿元（1970--7年的平均水平）猛增到1978年的450亿元，基本建设项目的启动在1979年创造了135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赤字，这是赤字最高的年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年（SSB 1999：8）。这似乎是陈云的忧虑，在1950年代后期，陈云就反复在“反冒进”中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许多人还会认为，该战略并未解决毛主义发展战略中的根本性系统缺陷，即它对公有制的依赖。

然而，尽管洋跃进的规模很大，但它的野心其实并不大。考虑到197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的复苏，洋跃进不可能造成1960年代初期那种饥荒。此外，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越南的战争，而不是华的战略本身；1979年官方国防支增加不少于33%（SSB1999：8）。这样看起来，对华国锋经济战略的批评，并不是建立在基于经济学的任何合理评估之上，而似乎更多地来自那种急于诋毁华国锋的愿望。1978年-1982年间那些关于调整的所有讨论，以及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其实与华国锋所倡导的战略并没有很大不同。毕竟，华只是在发展周恩来，更是邓小平本人在1974至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

实际上，华国锋的十年计划甚至从未实施。这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不断上升。邓小平在1949年之前和1950年代的工作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并在党内享有近乎英雄的地位，其后，邓小平作为文革受害人（而不是设计者）的身份，也使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因此，一旦军队决定于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他的最终掌权几乎毫无疑问。华国锋人格魅力有限，军事支持微不足道，无力抵抗。因此，邓小平与陈云一道坚决反对的“十年计划”，在1978年底被取消。

尽管邓小平在1977年7月被任命为副总理，但他的职位并不牢固。他的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央委员会通函1976年4月4日（已由毛泽东批准）就明确指责邓小平：“不读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知，对批评无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伟大成就之一）不信任（Schoenhals 1991：.249 50）”。在华国锋和他的追随者推动“两个凡是”的情况下，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

但是，在1978年期间，思想气候却发生了变化，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思想又变得受欢迎。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有影响力的《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该文章由胡耀邦策划，中央党校的许多作家创作。这篇文章成为邓小平否认华对毛主义的狂热拥护的基础。邓似乎对此并不知情，但他在1978年6月强烈支持“实践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实践论”的周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毛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邓的地位逐渐上升。到1978年秋季，甚至在著名的三中全会之前，他几乎已经完全掌权；对在访问日本期间，他被视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结      论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对毛主义后期进行全面评价，这个工作将在第9章中完成，该章恰当地评价了毛的政权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发展记录。但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后期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无从去辩护的。无论是广泛的暴力和迫害、无价的文物的破坏还是焚烧书籍或是盲目引用毛泽东的著作和演讲，关闭学校和大学对促进经济现代化的事业没有多大帮助，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扰乱了生产，对外国外交官的攻击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不过，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充满了目标和野心。毛并不是“五四”精神的俘虏——虽然有时他被描绘成这样。他是一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他摒弃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标志——转而启动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条理清晰的计划，旨在同时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关于财富和地位的再分配，它引起了红卫兵的共鸣。中国许多年轻人对大学学习机会有限感到不满，并且反对精英化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确保了只有上过少数精英学校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大学。对中国新资产阶级精英财产权的攻击同样受到欢迎，这也不令人意外。这些新的城市精英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继承他们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拥有的财富、财产和地位。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当时中国学校的教师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受过教育的人，从红卫兵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既保守又传统。当时的教育体系所传播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彻底的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总是冷嘲热讽。因此，重新分配国家文化支出确实是有其理由的。

此外，有证据表明毛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任何企图全面谴责毛主义后期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甚至在文化破坏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对文化破坏的规模审慎考证。许多人存活了下来，至少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以经济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破坏，远比上世纪60年代红卫兵进行的破坏要大得多。中共精英成员当然是斗争的目标，但这也不足为奇。正如过去三十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党内的邓小平、刘少奇等右派分子确实决心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因为他是“走资派”，还因为他在1966年镇压学生骚乱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不仅首先负责派遣工作小组镇压初期的学生抗议运动，而且他的妻子在领导被派往清华大学的工作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至于她甚至征召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对待刘的理由，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红卫兵的愤怒。简而言之,一件事情当然可以为后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旨在促进经济现代化通过减少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庞大的人口问题计划,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访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慢慢消除了幻想。如果后期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悲剧，那么这个悲剧也是从善意开始的。

毛时代的政治规划得到了经历过它的人的认可，包括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远处观察它的人。Jack Gray(2006)和William Hinton(1972)的一些评估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都不怀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策，不仅仅是清除党内的“走资派”。但从1978年以来，毛主义后期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由Chang 和Halliday(2005)的著作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薄一波对这一时期事件的描述过于受到派系主义的影响，几乎不可信。Shapiro(2001)对毛主义后期的批评扩展到对环境的破坏。尽管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的著作内容翔实，但也几乎没有很好的对毛主义后期进行充分分析，它忽略了潜在的发展战略及其成就。毫不奇怪，它的批判也就过于简单。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有变化的迹象。例如，Law（2003）编辑的著作，就提供了一个更加平衡的观点，挑战了一直以来的学术界的惯常叙述。尽管人们经常批评韩丁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他非常正确的指出，后期毛泽东时代为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种洞见让很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中国专家感到羞耻。像韩东平（2000，2001）和高默波（1999）这样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已经引起了读者对后期毛泽东时代农村真正成就的关注。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已经认识到，“下放”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它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要了解晚年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相，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但至少一些糟糕的刻板印象，已经被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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