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袁绍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这篇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

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沮授之智”。

按文本的说法，这二人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而袁绍几乎全部“不听”、“不从”，于是最后落了个败亡的下场。

这类“不听”、“不从”，共计有8项之多。

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

（2）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否则有可能引发诸子内斗，袁绍“不听”。

（3）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趁机攻击曹操的后方，袁绍“不许”。

（4）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但袁绍不听，“疑焉”，仍决定南征曹操。

（5）袁绍派遣颜良攻击白马，沮授对袁绍说颜良性格“促狭”，虽然骁勇但“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曹操“破斩良”。

（6）袁绍想要亲自率军渡过黄河，沮授劝他留在黄河北岸，只派部分军队过河去官渡，袁绍“弗从”。

（7）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袁绍“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别寻求速决，要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

（8）袁绍与曹操相持期间，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断曹公之钞”，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袁绍“复不从”。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建安元年（献帝都许）到建安七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之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

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其来源是《魏书》和《献帝传》。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代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换句话说，这八个“不听”“不从”，来自曹魏的官修史书。

将这八个“不听”“不从”，与《三国志.武帝纪》关于曹操的记载，对照来读，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会呈现出一种相当合榫的对应关系：

袁绍不肯收容汉献帝，对应曹操迎天子。

沮授反对袁绍重用颜良，对应曹军斩杀颜良。

沮授劝袁绍不要亲自渡河，对应曹军击败渡河的袁军并斩杀文丑。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防备曹操对粮草的骚扰，对应曹军火烧乌巢。

……

这种对应合榫，多半是胜利者的刻意为之，目的只为彰显出胜利者，也就是曹操的雄才大略。

其实，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逻辑。

比如，袁绍不愿把汉献帝弄回邺城，并不是蠢，而是有着很复杂的利害算计。

献帝的主要价值，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当时的头衔，是关东同盟的盟主。他常以盟主的身份，在关东地区任命太守、刺史，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很多人也乐意寻求袁绍的任命，驱逐长安或其他军阀任命的太守、刺史，进而“合法”占据州郡。

可以简单地做一下得失分析：

（1）迎回汉献帝，利有限，弊很大。

所谓利，就是提升袁绍“令诸侯”的地位，但作为关东同盟的盟主，袁绍已具备了“令诸侯”的合法性，迎回献帝只是锦上添花，诸侯会不会听“令”，最终还得看袁绍的军事实力如何。

所谓弊，则是指邺城将因献帝的到来出现两个核心，一个围着献帝转，一个围着袁绍转；邺城的人事，也会出现两套班子。这对袁绍极为不利。

袁绍的统治基础，是冀州、并州等地的世家大族。为自身利益计，这些世家大族多不愿支持袁绍对外扩张的欲望——对外扩张，必然需要世家大族们拿出人力物力。一旦邺城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这些不赞同对外扩张的世家大族，很自然地，会尝试通过支持汉献帝，来制约袁绍的野心。

这是袁绍绝对不愿看到的局面。

（2）让汉献帝被董卓系军阀控制，更符合袁绍的利益。

袁绍不想要汉献帝，但他也清楚，决不能让献帝落到那些非袁绍阵营的的关东军阀之手，那会消解他“盟主”的政治地位。

所以，当陶谦、孔融等人组织新关东同盟，欲起兵西进迎回献帝时，袁绍的做法，是指示曹操攻击陶谦，瓦解这个新同盟。

（3）曹操的正确，不意味着袁绍的错误。

献帝后来落入曹操之手，超出了袁绍的估计——曹操并无率军西进、攻陷长安、救出汉献帝的想法，他捡到汉献帝，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随后，曹操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将献帝弄回许都。

曹操的决策是对的，不意味着袁绍的决策是错的。因为二者的身份大不相同。袁绍不想要献帝，其利害算计，已如前文所述；曹操只是一州军阀，对“令诸侯”的权力早已垂涎，也早就想要脱离袁绍自立。所以，刚刚控制了献帝，头脑发热的他，就迫不及待任命董昭为“冀州牧”——冀州是袁绍的大本营，曹操这么干，相当于公开与袁绍决裂，不再奉袁绍为盟主。

可惜的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不在乎历史真相，不在乎历史运作的真实逻辑；只在乎如何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如何将对手描述成蠢蛋。所以，“迎不迎汉献帝”这一相当复杂的政治决策，到了《袁绍传》里，就被简化成了“曹操有大智慧，袁绍是大笨蛋”。

再比如，《袁绍传》里讲，袁绍任命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跑出来反对，理由是恐将引发兄弟之争。

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据《九州春秋》记载，袁绍让长子袁谭出掌青州时，袁氏所能控制的青州地盘很小，“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只能控制一小块地盘；袁谭到了青州之后，“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东征西讨，才逐渐将青州的大部分纳入到袁绍集团。

袁谭去青州，不是去继承地盘，是去开疆拓土；是去做大蛋糕，不是去瓜分蛋糕。

显然，沮授所谓恐将引发兄弟之争的“先见之明”，完全不符合袁谭被任命时的真实情境。要么沮授是个笨蛋，要么这一“先见之明”是胜利者日后发明出来的。

再比如，《袁绍传》称，田丰劝袁绍趁曹操东征刘备之机，攻击曹的后方，《武帝纪》说，曹军将领都担心袁绍袭击后方，只有曹操料事如神，断言“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然后，曹操的判断非常准确。

这也是一场刻意捏造出来的“料事如神”。

按照《武帝纪》的记载，曹操自兖州出发，攻击徐州的刘备，是在建安五年正月；袁绍派部队自冀州出发，攻击曹操的后方兖州东郡，且集结在黎阳准备渡河，是在建安五年二月。

考虑到信息的传递、粮草的准备、军队的集结行进都需要时间，袁绍的反应速度并不算慢。亦即，他实际上接受了田丰的建议（如果真有建议的话）。

而曹操解决刘备率军赶回来，已是四月份。

也就是说，《袁绍传》里说“绍辞以子疾，不许”，袁绍以儿子生病了为由，拒绝采纳田丰的意见，绝非事实。

最有意思的是，沮授与田丰提供给袁绍的“战略建议”，其实并不符合袁绍的利益。但官修史书却硬要将其说成深谋远虑，以便将袁绍描述成一个愚蠢的大笨蛋。

这个战略建议，见于裴注所引《献帝传》，原文是这样的：

“绍将南师，沮授、田丰谏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大意是：沮授、田丰反对进攻曹操，主张休养生息。他们认为，除非曹操阻止袁绍慰问献帝，才可以出兵，但也只是派一些部队驻扎到黄河前线，打造船只与攻城器械，派一些游击部队骚扰曹操的边境。如此，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曹操。

此外，沮授还说，现在“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我们去攻击他，“于义则违”，而且“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常厉害，我们这样子“兴无名之兵”，恐怕要失败。田丰也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曹操打仗可厉害了，我们不能轻易惹他。

这些言辞，舔曹操舔得天花乱坠。

很难想象，袁绍召开针对曹操的军事会议，他的核心谋士却在会上为敌军头目大唱赞歌。这些谀辞，很可能是曹魏官方在修撰史书时，自己脑补进去的。

综合裴注《献帝传》与《袁绍传》本文，沮授、田丰二人的意见是：

（1）曹操手里有献帝，我们打他是“不义”。

（2）曹操打仗很厉害，我们打不过他。

（3）如果曹操不让我们慰问献帝，我们才可以打他，但他很厉害，我们不应该集中全力兴兵与他正面交锋，“不如以久持之”。

田丰“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后弃官归家；沮授“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他们出身河北士族，提供给袁绍的这三条“战略建议”，也是以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拟定的。

他们劝袁绍“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派部队扼守黄河渡口，慢慢造船，造攻城器械，同时派一些游击部队，去骚扰掳掠曹操的边境——其实质，是河北士族不愿意拿出人力物力，来支持袁绍对外发动大战争；“以久持之”是一种修辞，修辞背后的真意，是希望袁绍不要扩军，不要加重税赋。

但袁绍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愿如刘表那般，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遵从他们的利益期望，只做一个保境安民的太平军阀。

据《九州春秋》记载，袁绍集团控制下的青州：

“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

大意是：很多人口羽翼在世家大族门下，万户之邑，袁绍集团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不过数百（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很多士族不肯出来为袁氏效力，税收和兵员也征不上来，袁氏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段记载，很直接地展示了袁绍的野心，与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尽管他当年踢走韩馥入主冀州，靠的正是河北本土世家大族的支持（韩馥在河北，大量启用外州士人和寒族将领，引起河北本土士族的极大不满）。

其他的说辞——曹操手里有汉献帝，曹操打仗很厉害——大概率是曹魏修史时自己脑补进去的（田丰、沮授均死在袁曹战争期间，他们吹捧曹操的那些话，史官究竟从何处得知？）；即便不是，也不过是河北士族生拉硬扯出来的反对袁绍兴兵的蹩脚说辞——董卓也曾控制过献帝，关东同盟讨伐董卓，何曾担忧过“不义”呢？

袁绍拒绝了田丰、沮授的“战略建议”。

这种拒绝，与愚蠢毫不沾边。

执意兴兵后，为了应对河北士族的不满，维持统治的稳定，袁绍采取了至少两条铁血政策。一条是以武力控制某些士族的家人，沮授被曹军俘虏不肯投降，原因就是“叔父、母、弟”等家人控制在袁绍手中（这一手段，曹操也在玩，他将许多官员将领的家属，集中控制在邺城）；另一条是杀一儆百，在战事失利后诛杀田丰，威慑那些立场动摇有意投曹之人。

换言之，曹魏官修史书所宣扬的结论——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雄才大略、袁绍愚蠢昏庸——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用来构筑这个结论的“史实”，根本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逻辑。

篡改史实丑化对手，留存在《袁绍传》中，不是袁绍的愚蠢，而是胜利者的丑陋嘴脸。

真实的历史逻辑是：袁绍之所以败给曹操，不是因为他比曹操蠢，而是因为他没有曹操狠——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掀起“摧抑豪强”运动，也没有像曹操那样推行农奴制度，制造暴虐的劳役集中营；所以，他虽然拥有四州之地，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却远不如只有一州之地的曹操——汲取能力的大小，决定了谁能够在持久战中获得最终胜利。

最后，再补充一句：分析《袁绍传》文本的真实性，不是要替袁绍鸣冤。

对冀州民众而言，他们固然不想要曹操，也不会想要袁绍，他们应该更喜欢昏聩的刘表、刘璋。

（完）

附文：

对民众越狠，越有可能夺得天下

文 | 言九林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

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城内民众在内的所有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样，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事实上，整部《三国志》，始终在阐释一个秦制时代非常普世的道理：谁对民众最狠、谁最有能力从民众身上榨取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在这场内战中最终胜出。

曹操正是那个对民众最狠的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简言之，在秦制时代的乱世里，对民众更狠的人，建立起了更狠的人力、物力汲取机制的人，更有可能笑到最后，夺得天下。秦制时代的一切雄才大略，归根结底，无非五个字：

对民众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