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虞万里《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出版
虞万里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作者简介
虞万里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榆枋斋学林》《高邮王氏著作疑案考实》，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等多种，撰有经学、历史文献和传统语言学方面学术论文三百余万字。
■内容简介
本书由姓氏起源和避讳起源两部分组成，是作者在以往三十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姓氏和避讳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最新观点。
姓氏是一个无人不晓的词汇，但很少有人知道姓与氏含义不同，来源各异。少数人虽然知道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但绝无人知道我国远古只有氏而无姓。姓是周武王克商以后，分封三恪二王和其他一些著名氏族而冠予的特殊称号，是姬周安抚、稳定时局，结交、联姻异族的政策和策略所孕育出的符号。姓是特定历史下的产物，随着姬周的灭亡而与氏合二为一，合称姓氏，混而不别。所以，历朝历代积淀下来的姓氏虽超过三万，而真正的古姓却不满五十。揭开历史的谜底，让你知道你我他的姓和氏。
避讳与每个人的名相关。今人知道名字是一个人有别于他人的称谓，却少有人知道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名与字含义不同却又有联系，古人的字是他本名的另一种表述，是他本人的品德表征，这就是所谓“字以表德”。古人二十而取字，所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但在堂皇的“敬其名也”之背后，目的是要讳其名。为什么要讳名？表面看来是周代礼制的规定，实质却受到远古先民珍名心理的支配。珍名心理与巫术、鬼魂的原始思维有关，先民将个人名字视为身体的一部分，一旦被人或鬼知晓，便可能危及自身，所以必须珍视保护，另取一字，以代其名。
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这种珍视保护名讳的原始思维已被堂皇的礼仪制度所掩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意识。避讳由鬼魂波及生人，由宗法推衍到社会，于是产生称谥号、称官职、称庙号之种种避讳方法，形成中国古代特殊的称谓系统。在这一整套特殊的称谓系统中，作者特别对殷商日干庙号的考证用力最深，提出殷王日干“祔庙说”。他认为殷商日干是商代帝王、诸侯等死后祔庙日的日干，殷人将日干刻写在石主上，以便后世子孙依日干进行祭祀。这种考证已由避讳问题跨入古史领域，对殷商史研究有一定启发。
■目 录
■自序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我们经常听到“请教尊姓”，却从未闻说“请教尊氏”，人们似乎已将“姓氏”之“氏”当作词缀而忽略不计。若告诉你中国古代曾经经历过姓是姓、氏是氏，姓、氏泾渭分明的时期，你或许立马会急切地想知道，自己世世祖传、深信不疑的究竟是“姓”还是“氏”。如果再告诉你一个颠覆常识的事实，中国四五千年累积而成的姓氏有三万多个，而真正的古姓只有四十多个，即使是《百家姓》开首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仍然都是“氏”而非“姓”，你或许会顾盼自失，感叹自己大概率会落在庞大的“氏”群中。
郑樵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姓氏”一词，习惯性沿用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姓”在“氏”前，似乎“姓”先而“氏”后，尤其是“姓”字从“女”，被认为与母系血统有关，而所读历史课本又说上古历史是由母系社会演进到父系社会，则姓在氏前似理所当然。但若告诉你“姓氏”一词是东汉以后出现的词汇，东汉后期应劭的《风俗通义》、前期王符的《潜夫论》、先秦的《世本》《左传》《国语》等文献一律作“氏姓”，“氏”在“姓”前，可确凿证明“氏”先而“姓”后，你是否会疑惑文献传抄中有错乱？
《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姓”的字形结构是从女从生，本义为人所生之子，这可以说普天之下，莫不皆然，读之易懂，闻之不惊。但许慎缀以“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一语，似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平民以及绝大部分官僚都排除在外；其引《左传》众仲概述西周赐姓命氏的话作结，则将“姓”的范围限定在天子所赐的某些上层阶级。《说文》九千多字，绝大多数都是以从某、某声作结，许慎何以要在“姓”字下引经据典补充说明，究竟有何深意？根据我对中国姓氏长期的研究和对许说的理解，不得不再告诉你一个颠覆三观的事实，上古原本只有“氏”没有“姓”，姓，只是武王伐纣、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为巩固政权、安抚天下、稳定政局，对三恪二王等一些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绵延十世百世的氏族进行分封而创立的带有政治性的符号。这个事实对于所有生而有姓，长而或诵“百家姓”“千家姓”，读书更知母系、父系社会历史，认同“姓”与母系血统有关的人来说，可能会怀疑我在痴人说梦。我想先告诉你，母系社会是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而涌入的舶来概念，中华大地上近五千年来是否存在或经历过母系社会，考古学尚未能给出一个充足有据的明确回答；然后请思考：假如夏商周三代或五帝甚至五帝以前是母系社会，以血缘姓族丛聚，为何见载于《庄子》《世本》《金楼子》《路史》乃至出土简牍《容成氏》中数十上百成千个古氏族清一色都是男性首领，且无一例外地以“氏”为标识，绝不以“姓”标识？假如姬周以前存在母系血缘之姓，为何殷商十余万片甲骨、三四千个甲骨文中没有一个“姓”字，却有成百上千个氏族族徽？假如像传统思维所理解的古姓多从“女”旁，表明与母系血缘有关，为何这些字形在西周金文和殷商甲金文中多不从“女”旁？假如姓先而氏后，姓以母系血缘为标识，那姓应该远远多于氏，为何上古三代以还数千个氏族中只有聊聊四十多个古姓？假如姓之古老远在三代之前，各绍血脉，各传其“姓”，应该遍地散花而无论东西南北和贵贱远近，为何这四十多个古姓大多集中在武王、周公、成王所封的黄帝十二姓、尧之祁、舜之姚（妫）、夏之姒、殷之子和祝融八姓、太皥风姓、皋陶偃姓、鬼方隗姓等狭窄的范围内？假如姓传自远古，历经数千年而不变，为何随着姬周王权进入春秋战国最后为秦所灭后便与“氏”合流而称“氏姓”或“姓氏”？
远古的中华大地上氏族林立，各以氏名标榜，互相区别。至周武王创立政治符号“姓”，将这一名号分封显赫氏族的同时，还深谋远虑地制订了一项“同姓不婚”的政策。“同姓不婚”若如后世理解为因血缘太近而其生不蕃，则在周初分封同姓异姓后特定的历史阶段，应该同时有同姓不婚和同氏不婚，才能使人口繁衍。而武王、周公制订这项政策的意图，独独规定姬姓子女不得嫁娶姬周同姓，必须与这些被封赐的数十个显赫异姓联姻，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姬周世世与显赫异姓联姻，使各路诸侯即使非兄弟之邦，亦成为姻亲之国，希冀同姓兄弟和异姓大族互保，使姬周政权长治久安、绵延不绝。武王、周公之策略使得姬周王权维持了近八百年，不可谓无效，但终究随着七雄纷争、秦并六国而终结。随着东周的灭亡，周初所封的曾经显赫、荣耀、风光的几十个“姓”便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身份与不断增多的大量的“氏”等价。“姓”与“氏”一旦合流，姓、氏即已同义，身处姓、氏刚刚合流时代的太史公当然很清楚当时历史现状，故其著《史记》便说秦王“姓赵氏”、高祖“姓刘氏”，赵、刘确实是氏，赵是造父为周穆王驾驭有功封于赵城，秦先祖为造父族孙，后以地为氏；刘相传为帝尧后裔封于河北唐县之刘地，后以地为氏。姓赵氏、姓刘氏之“姓”用作动词，即以赵氏为姓、以刘氏为姓，这是姓氏合流的秦汉时代特殊句法，难为后人所理解，故吴仁杰受古代姓、氏二分观念的影响，指责司马迁为误，连大学问家顾炎武也讥讽“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实在让这位大史学家受了上千年冤屈。
我对姓氏的兴趣源自于数十年前的上古音研究，当时只是想利用姓氏的地望与方音音读，来佐助由谐声、韵读归纳出来的韵部和合韵之认识。后来由古音而进入两汉经学领域，遂深陷经学泥淖而无法自拔，姓氏音韵文章只写了一篇便乏嗣响。但我对姓氏起源的追溯却没有停止，曾写过几篇姓氏研究的文章，其中《姓氏起源新论》，是本书的雏形。在《新论》中，我对“姓”的性质与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清晰的认识，所以只模糊地说“姓”是西周所重。这种认识仍不能解释为什么“姓”在“氏”后且那么少，为什么有限的几十个古“姓”多落在黄帝系统的氏族、部落、方国范围内。仔细思考殷商族氏分封和西周诸侯分封的制度和政治意义后，对“同姓不婚”政策有了更深的思考与理解，于是形成了“姓”是西周分封时所创的观念。用这个观念去解释围绕甲骨文无“姓”字、古来“姓”少“氏”多、文字学上的古“姓”从“女”不从“女”等看似难以理解的症结，一切疑云都会忽然开朗。因为“姓”早于“氏”，与母系血统紧密联系的观念，牢牢扎根在近代姓氏学家的意识中，所以，我又从近代史学界接受摩尔根《古代社会》母系血缘氏族直系演化理论的历史切入，尤其是对杨希枚先生循摩尔根理论创立“姓族”概念并以之解释古姓的观点，分析其利弊得失，还原历史的本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已超出姓氏范围而触及到西周建国和近代西学接受史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作为一个学者如何运用理论的态度。
我拒绝接受用摩尔根母系血缘氏族的直系演化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姓氏，因为这个理论并不适合于中国先秦古史和姓氏史，却赞同并接受杨宽先生的印第安人成丁礼与西周加冠礼有相似性的看法，这就要说到我对先秦避讳起源的研究。
我对避讳起源的研究，源于编纂避讳词典的设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值全国词典编纂的高峰期，我与几位同仁应出版社之约，计划编纂一本《中国古代避讳大词典》，自己也想在词典编成后写一本避讳概论。当时从分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一书开始，分头从各类文献中制作卡片数万张，写成词典稿约九十万字，因计划中有一百六十万字左右，后来实在因为各人工作太忙，被迫将词典稿束置。旋应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洲研究国际会议在香港召开，我受邀出席，遂草成《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长文与会。在计算机没有普及的年代，会议论文多是用打字机打字并油印自带，因论文过长，我特地花了几百元请工厂排字印刷，装订成册，减轻了重量和体积。那次会议有六十多个国家一千二百多名学者参加，所以分了很多小组，每人宣读时间只有十五分钟。记得加拿大蒙特利尔东亚中心的白光华教授主持小组会，他认为我的文章最长，宣读需要加时，结果让我足足讲了四十分钟，拖延了大家午餐时间。散会后走到门外，我的一厚迭论文已经一本不剩，全被拿走，似乎感觉到写了一篇还是有人愿意一阅的文字，只是全文的刊出，已在十多年之后。
研究古代避讳的起源有一个难度，虽然《周礼》《礼记》等先秦文献载有避讳礼制的科条，因书写古文献的文字，屡经籀篆隶楷及古文的演变兴替，传抄授受过程中通假、假借和读为改字的淆乱，使你无法确切把握某字是讳还是不讳。清以前论两周避讳者，大多根据文献流传的周王名讳和传世本《诗》《书》文字，各凭己见，信口是非；近代学者知道利用铭文、简牍来对勘周王名讳，以为出土铜器铭文和简牍文字未经传抄走样，一定可信。但其具体考证和清以前学者一样，既不去追究两周君王和春秋战国诸侯名讳的原始字形，也没有考虑到两周君王和春秋战国诸侯的世系远近。讳礼规定，祧庙不讳，即世远庙祧不再避其讳，这是很重要的避讳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忽略甚至抛弃，所有帝王名字和文献用字都呈现在一个平面上，以此讨论讳与不讳没有一个历史观，也就失去了意义。
避讳就是避名讳，其最原始的避讳只是口中不直呼所要讳称者之名，进入有文字记录言语的时代，更须不直接书写所要讳称之名，这两者都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称谓，即在君统、宗统和有严格等级的社会中当面和背后因人而异的鲜活的称谓——我称之为动态称谓。自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芮逸夫《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尔雅释亲》等系列论文以还，所有研究汉语称谓者，都是在描述称谓系统，即某历史时期称谓总和、分类以及关系——我称之为静态称谓，而非揭示一定语境中口头和书面因人而异、不断变动的动态称谓。静态称谓无法看清和揭示上古有无避讳习俗、礼俗和礼制的实况，所以我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搜寻、挖掘《尚书》《左传》《国语》和甲骨文、铜器铭文、儒家简牍中君臣间、上下级、长幼辈对话场景下的互相称呼，以及背后、书写和对死者之动态称谓。其所呈现的规律是：一、下称上，不名不字；二、上称下，名；三、上对下自称，不名；四、下对上自称，以称名为常；五、对死者，讳其名，甚至讳其字。将之与《春秋》所载等级称谓和《礼记》所载讳礼相印证，基本一致。这种称谓的上尊下卑、尊人谦己的取向表明：商周不仅有等级称谓制在约束人们日常称呼，而且已有避讳亦即主要是避名的习俗、礼俗或礼制存在。
讳生者之名主要从对话场景称谓中去分析观察，而讳死者之名，讳名之外，还要考察表字、爵号、谥号、庙号等称谓。其中涉及问题最复杂且争议最大的是商王日干称谓。自甲骨文出土，王国维考证殷商帝王世系后，日干称谓含义一直是殷商史和铜器铭文研究的敏感问题，围绕日干称谓的谛义，保守估计至少也有十五六种说法。自张光直开启二分支派说后，各种奇异的新说不断出现，有的学说源于殷商族氏，有的则风马牛不相及。我的看法是，殷商的丧葬礼俗已形成一整套系统，尤其周祭制度更为人所瞩目，日干既然是死后祭祀时称谓，则一定与丧葬和宗庙有关系。殷人无事不卜，则丧葬占卜自在情理之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静而戎动，故祀阴而戎阳，祭祀用阴日，故日干以双数阴日为主。基于此，我曾经倾向日干是葬日与虞祭的反映。但葬日和虞祭属于丧祭，最后都将被吉祭的庙祭所替代，日久易代，后世子孙所要牢记的是在周祭制度下某日祭祀哪位祖先。哪位祖先在何日祭祀，就以这位祖先灵位的祔庙日为准，并在祔庙的庙主上写刻祔庙日的日干，若日干相同，则以“父”“祖”、“大”“中”“小”等区别，让子孙后世易于祭祀。因为下葬、虞祭、卒哭到祔庙，不同阶级可据不同虞祭时日逆推计算，所以知道祔庙日就可推算其葬日。整套庞大复杂的周祭，只需知道祔庙日即可祭祀，故我放弃葬日、虞祭的想法，转而信守日干为祔庙日的看法。如果也可备一说，不妨称之为“祔庙说”。
在我撰写文章确立祔庙说之前后，安阳后冈正在发掘殷商墓葬，出土了六枚被称之为“柄形饰”的石片。石片上刻有“祖庚”“祖甲”“祖丙”“父
我之敢于将避讳起源追溯到殷商乃至更早，还得益于国外民族学著作尤其是《金枝》的启示与左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正是外国哲学、宗教和文化名著大量翻译出版的黄金期。1987年《金枝》首次由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合译出版，我阅后有感于其禁忌的人、物、行为和词汇与中国古代的幼名冠字和避讳礼俗有惊人的相似性，曾追想杨宽写《冠礼新探》时只见摩尔根《古代社会》而未见弗雷泽《金枝》，如果见到《金枝》，他对古代冠礼取字的认识或许会更深刻。所以，我大概是较早将《金枝》调查的名字和词汇禁忌结合研究先秦名字关系和避讳研究的一人。
在追溯姓氏起源时，我反对用摩尔根母系社会和直系血缘理论套用到中国古史和姓氏研究中来，而在追溯避讳起源时，却援用弗雷泽等所调查的民族志资料来左证。这看似是一种双标，实际关涉到我学术研究的理念。从纯研究角度推衍，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得到一个真相一条规律一种结论，允可上升到一条规则一种理论来作为同类或相似事物的依据参数。但相对而言，自然科学因物理的相似性，其推衍应用的范围相对要大，其结论亦多可据，而人文科学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因素，却多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之背景。针对所要研究的对象，可以用相似相关的理论来解释，却不宜随便搬用，简单套用，更不宜滥用。我经常听到：我用某某理论来研究某某问题，闻之辄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反应，理论创立者藉以创立、研究的对象和你所研究的对象表面有多少相似性，本质有多少相异性，这点是否已先行比较和掂量？世界万事万物，尤其是关涉瞬息万变心理的人文历史，着眼于历史行迹，或许有相同之处，着眼于心理变化，恐怕是相异的多，研究本来是渴望如何尽量去揭示符合客观对象的面貌，怎么可以概念先行来套用理论而无视甚至不惜扭曲对象形态、抹杀对象特征呢？即使揭示出对象的行态特征，还有其内在支配行迹的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理论不是不可以作为方法借用，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对象的本质和特征，这就需要高于理论方法的智慧来评判运作取舍，而不可机械教条地套用。回归本题，母系社会在我国全无考古学证据，而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与姓氏相关的数百个氏族和殷商甲骨卜辞呈现的上千个族氏，恰恰都反证其是男性主宰的社会。氏族和族氏的结构复杂，注定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纯血缘系统。而语词与名字的禁忌与避讳，确是东西方共同呈现出来的现象，我只是将之绾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至于相同迹象背后的或同或异之心理，仍有待深入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对理论把握和现象比较的尺度，是非错对，愿意接受读者的批评指教。
2022年10月4日于榆枋斋
■后记
本书的形成要归功于庞坚兄。十年前《榆枋斋学林》出版后，他就想把其中有关避讳和姓氏的文章抽出单行，理由是单行比论文集更易于传播。我则认为这些文章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思想，编论文集可以存原貌，单行恐怕不宜，但我也答应他抽空把新想法新材料补充重写后给他。但忙碌的现实生活，抽空本来是一种空想，这一拖就是五六年。四年前，我实在感觉自己已经食言很肥，需要践诺减肥了，于是和他签了合同。签了之后，又拖了二年，才下决心摆脱琐事，修改补充。但在旧的框架中增补，我感受最深也最憋屈的是，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将重要的资料、证据组织进去，自己新近的思考和已经改变的观点修改完善，即使这样，也已经增加了一倍的文字。文字结构和章节安排虽然不理想，但确是我对姓氏和避讳最新的看法。
三十年前，论文规范和现在完全不同，注脚的有无和页码的注与不注，都不是硬性规定。所以有很多漏注，注的也不规范。《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初稿写成有八万字，当年我作为学术圈外的人，绝无可能发表这样的长文，于是一段一节割裂发表，注释也就依发表的刊物要求补充修饰。后来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一同主持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才得以全文刊登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创刊号上。此文原稿是手写年代，当然没有电子本，所以我利用录入时粗粗的做过一次注释的增补、统一工作，当然不彻底。这次修改之前，曾请陈翀实帮我再统一一次。翀实是陈絜教授的高足，对甲骨、铜器文字都比较熟悉，她在统一注释之余，顺便把我卜辞标号和铭文器名都做了统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有的大型工具书还没出版，我在梳理动态称谓时，传世经典都是据书摘录，铜器铭文主要根据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也参考摘录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和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书，卜辞则参考更广。诸家著录、引录，编号、器名和文字都有出入，这次做了一次很好的统一工作。当年文章既然是手写，从卡片到初稿、二稿、排印，好些古文字都已走样甚至讹误，去年交稿前夕，沈奇石来交大听课，相谈之下，深感其锐意进取，读书极多，又熟稔于古文字形，因请他帮我将文稿中模糊不清的古文字字形重新制作，这使本书免去了一些讹误又增色不少。书稿交给出版社后，请沈君毅骅外审，又读了一遍校样，改正许多笔误和拼音敲键的同音之讹。这是我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别要向翀实和二位沈君表示感谢的。
事有凑巧，正当我从交大调入浙大马一浮书院任教伊始，学校发来一份出版资助通知，随即填写申请表，幸被列入“浙江大学董氏东方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出版”计划，获得资助，减轻了出版压力，在此谨向浙江大学董氏东方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会表示敬意与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