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经验看武汉崛起：如何成为“全球工业大市”？

2023年6月16日，华略智库CEO、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陈昌智应邀做客长江日报大型融媒体线上对话节目“云端会客厅”，就《苏州制造：如何成为“全球工业大市”》主题，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导、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以及长江日报主持人常少华一道，与广大线上观众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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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陈院长接受采访的内容整理而成。

主持人：2022年苏州GDP高达2.4万亿，位居全国第六，也是前十中唯一的地级市。2022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3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2023年1-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比1-3月提高8.8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诸多挑战，为什么苏州工业还能保持蓬勃活力？又面临哪些自有痛点和难题？陈院长您之前写过关于苏州的文章，同时您也经常去苏州考察，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院长：好的，主持人。我主要从宏观上来讲一讲我个人的理解。关于苏州制造业为什么保持蓬勃活力，实际上我们发现，凡是开放型经济体和城市，它的活力都比较强。东南沿海会比东北和中西部的经济活力强。所以整体来讲，无论东部发达地区在经历转型也好、爬坡也好，但整个经济活力都是比较强的。而苏州，它又是东南沿海城市当中高度开放的城市，其制造业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

我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城市崛起群像中，有三个案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发展肌理。

第一个是深圳，深圳它有靠近香港的天然优势，一旦开放了之后，在香港强大势能的倾注下，两个城市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成本和区位的优势，使得深圳成为香港制造业转移非常重要的第一站。

第二个案例是上海以及浦东新区。因为这个城市本身的产业基础就非常好，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它的开放慢于深圳，但一旦它苏醒之后，利用它原有的技术产业积累、城市能级以及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能够很快冲上来。所以到目前为止，上海依然是中国GDP第一城。

苏州就不一样了。研究苏州的意义在哪里？我认为苏州的经验很多地方都可以学。对于武汉而言，北京、上海不一定好学，包括深圳也不一定能学，因为它们都具备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政策倾斜以及地理优势，但苏州真的是在相对比较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苏州靠什么？就是开放，而且是主动开放，在开放中导入产业，在开放中创新谋变。

改革开放最初期，第一波非常热门的乡镇工业崛起——苏南模式就是承接了上海的产业外溢，比如那时候的“周末工程师”或者“星期天工程师”，这是苏南尤其是苏州的第一波发展红利。

而到九十年代，主要是引进外资制造业，以昆山和苏州工业园区最为典型。昆山主要是台资，苏州工业园区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加持，让它的开放格局、规则、服务意识一下子就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甚至新加坡人还带他们去招商，一下子就能抓住90年代以来的产业东移。

产业的转移有几个路径，最早从欧洲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亚洲，然后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苏州抓住了这一波机遇，所以外向型制造业增长得非常快，其活力也跟这个原因（开放）有非常大的关系。

苏州确实很好地抓住了这波产业转移的红利，但这只是苏州活力蓬勃的部分原因。从外向型制造业看，其实苏州只是一个非常努力并成功的典型，沿海很多城市都做得不错，比如宁波、泉州、东莞、佛山。

2006年开始，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全国开始走上自主创新道路。苏州不满足于只做转移生产的基地，它要在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很多新兴产业方面与一线城市同频、全球城市同步，也就是说新技术研发成果出来之后可能到北上广深，也能到苏州。

因此苏州开始抓科技招商，引来很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这些带着聪明脑袋的背包客纷纷来到苏州创新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苏州的活力在于既抓住了产业转移的红利，也抓住了种子回归的红利，从0到1、从0到100开始进行新兴产业培育。这里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包括刚才您也讲了一些数据。

举个例子，目前湖北共有科创板企业13家，整个江苏省有101家，其中苏州达到50家，占全省半壁江山，更是远远超过武汉。这些高科技、高成长的“快艇企业”，未来可能成为航母型企业。

可见，苏州既有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制造业基地，又有自己培养出来的蚂蚁雄兵——未来会成为大象的这种创新型企业，这是苏州产业创新活力的两条腿。

至于苏州的短板和痛点，我觉得如果把苏州当作最牛地级市的话，它真的没有短板，苏州已经把一个地级市该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发挥到极致了，但这个城市恰恰又是一个具备高定位、高立意、大目标、大理想的城市，我们给苏州政府客户做研究的时候，经常被要求拿苏州跟北、上、广、深甚至一些全球城市做比较研究。

那么和北上广深相比，它的痛点在哪里？真的要跟这些大神相比的话，苏州的第一个痛点是没有原生的、策源功能强大的大院大所。它现在做得非常好，把一些北京、西安、上海、南京等高校集聚地的大院大所的分校、研究院引进过来，但终归是没有本校那么硬核。

比方说，合肥与北京、成都、西安一起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孵化了如科大讯飞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现在合肥正以科大硅谷为核心打造全域科创。武汉的高校也非常多，光谷就是依托大学创新资源崛起的，2022武汉在校大学生全国第一，达168.29万，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越来越高。

但苏州的本土高校很少，所以这些年花了大量的投入来补高校不足的短板。当然，另外一个跟苏州一样经济大市深圳也在疯狂砸钱补短板。这两个工业顶流城市都在补原始创新的短板、高校的短板。

我们知道，新产业的崛起是下游，上游的创新都在高校，包括我们熟知的硅谷模式、波士顿模式，都是高校先研发出成果来，然后再有企业的产业化。这一点苏州很清楚，这些年也做了很多努力，目前C9高校都有在苏州布局。

第二点就是外资以来过高。在国际环境稳定、全球化趋势不变的时候这是优势，但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及地缘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开放性经济也最先受到波及。虽然那一波全球化分工红利你抓住了，但是在大势转变的时候你往往比较滞后。

举个例子，这些年来中部和西部都增长得非常快，在内循环背景下，那些本土制造业强大、主要依靠本土市场的工业城市会有它的优势。然而，对于苏州或者东莞的制造业，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增长一下子缓慢了很多，为什么呢？当国外的订单突然没有了之后，要求你一下子出口转内销，是来不及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国际贸易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新发展格局中，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未来如何去争夺更多市场以保增长？我觉得这是外资依赖过重的工业城市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武汉就有更多优势，中部和西部的城市都有优势，所以这几年中西部城市增长得比较快。

这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主持人：谢谢陈院长的回答，陈院长不止比较了苏州跟上海、深圳的一些区别和共性，同时也是站在全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从中部地区获得的机遇来看苏州。2022年，苏州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达到123个，大幅高于前三批总和49个，前四批总数位居江苏省第一。

和苏州相似，武汉在专精特新“小巨人”上也“发力迅猛”，2022年有158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幅全国城市第一。苏州在高校、科研实力存在短板，它是如何做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江苏省占比第一的？对比苏州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情况，武汉和苏州有哪些共性和差异？这个问题想让陈院长为我们解答一下。

陈院长：看了一下数据，我觉得应该说两个城市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差异。像刚一开始我讲苏州的经济发展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哪怕是刚才所说它的很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很多都是从海外引过来的种子型企业。用苏州的话来说，这些科学家或者青年人都是背包客来苏州创业，经过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几二十年创业的过程，在政府的支持下，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他们茁壮成长成为创新产业集群。这些“转型特新”企业和科创板企业都有一个特点，它并不一定原生在苏州，但它来苏州能扎下根来、能长得起来。

因为跟苏州的合作比较多，我也采访过很多企业家，创新型企业的创始人多数有海外背景，其中美国留学回来的特别多，如纳米技术应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材料领域的。

那武汉的“专精特新”企业，跟武汉的高校布局，还有武汉目前的产业结构关系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武汉的产业如通信行业、汽车制造行业、高端装备、新材料都比较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专精特新”企业更多是本地高校孵化出来的“校友企业”。也就是说，它具备的内生性会多一点。但我认为，不管是内生性还是外引性，它最终能扎下根来、能长得大，一上市人家就说这是武汉的企业、苏州的企业，这就很好。

我有一个观点，现在到了高校集聚城市厚积薄发的时候，尤其是在强调自主创新、强调硬科技、强调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发展时代。比方说整个湖北的“专精特新”企业，两年前排名全国第十七位，现在是全国第八，应该说进步很快。

武汉的进步就更快了。在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名单中，湖北大概有473家，其中武汉占207家，占40%还多一点，增速全国第一。在增长的数量排名上，北、上、深下来就是武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武汉的产业自主创新、高校策源创新真的是到了收获阶段。

其实包括西安以及南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属于强省会，有全省的资源支持、人口人才集聚；第二，有非常多高校公共服务资源，容易碰撞出新科技、新产业。因此，这些城市在内源性增长、原创性创新上，开始达到新的高峰，在这些地方的企业都发展得非常快。

当然，武汉跟苏州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新能源时代都稍微慢了半拍。什么叫慢了半拍？我们知道武汉的燃油车是很强大的，但是在新能源汽车上，这两个城市可能不如其他的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大市，比如西安、深圳、常州甚至合肥都比苏州、武汉的步伐要快。可能是因为自己大板块产业整体上做得非常好，所以在未来发展上可能也会不小心丢掉一些新领域新赛道，但它们正在赶上来。

据我所知，这两个城市的主政者非常积极，也在拼命地追赶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新赛道。整体来讲，这两类城市都是我们的未来，一个是内源性很好，一个是外引性非常好，在人口集聚、在产业培育、增长支撑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尤其是长江流域，我们说在内循环当中，沿江几个城市在未来的对内开放、往西开放上会有更好的机会。

主持人：谢谢陈院长的分享。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在短短15年赶超上海，目前已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从整体产业营收和产值指标上看，苏州市稳居国家第一梯队，成绩喜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取得的成功有哪些秘诀？刚刚段教授有提到，我们陈院长其实是对苏州生物医药的工业园区都非常了解的，那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想法呢？

陈院长：实际上我经常游走在两地之间，基本一周去一趟苏州，情况是稍微了解一点。所以我要纠正一个观点，大家说短短15年苏州在生物医药方面超过了上海，尤其说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实力超过了张江，其实没有。

长三角在生物医药方面非常出名的两个最著名的园区，一个是上海张江，一个是苏州工业园区。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张江的上市企业有90家，苏州工业园区60家，张江和苏州工业园区各有22和8家生物医药上市企业；建园以来张江企业的IPO金额2000亿，而苏州工业园区是500亿；就上市企业的市值而言，上海张江是20000亿，苏州工业园区是5000亿，所以在量能上两者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如果单看数据对比的话，整体上不能说苏州工业园区超过了上海张江。但是值得我们欣喜的是什么呢？拿两个园区来对比，张江早在1993年，也就是刚开发的时候，瑞士罗氏就落户张江，这是很早的。从这一家外资企业落户开始，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就发展得非常好，因为它有那么高的城市能级和那么好的高校人才储备，非常容易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在华研发中心。

实际上，上海有其难以比拟的优势。一是外国的公司进入中国大多数都要来上海，所以上海是全国城市当中外资研发机构、外资区域总部最多的一个城市；二是国内很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的企业，做大了之后都会来上海。比如无锡的药明康德、远景能源，我都去看考察过，他们最大的研发中心在上海。苏州难就难在跟上海比，对总部经济和研发中心的吸引力，存在非常大的量能差距。因此，苏州虽然没有超越上海，但是它的超赶之势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所以，苏州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它的高起点，产业有高标准的规划、高起点的定位、高效率的服务、高水平的开放，这都是武汉可以学习的。站得高看得远，虽然说苏州在2006年的时候才开始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比上海张江晚了很多年，但它很快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那些国外优秀学子纷纷来巢，也能招到海外的品牌机构和企业落户。

比方说冷泉港亚洲会议（Cold Spring Harbor Asia），原来是在波士顿召开的，但是它现在选择将亚洲中心放在苏州，这些年对苏州的生物医药发展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么一个有全球生物医药大咖参加的会议，就有很多中小企业来参加，来听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方向，从而形成一个会议生态——通过会议带来人才、带来名气、带来企业、带来项目。

图：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江与冷泉港实验室副总裁、冷泉港亚洲总裁David Stewart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来源：生物谷

类似的例子在苏州是不胜枚举的，所以我觉得它可贵在这个地方，把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生态做到最好。举个例子，我们说苏州的高校其实不多，正儿八经的本地高校有像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这样的，但实际上很多后面的C9高校都在苏州布局，包括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在除北京之外的地方布局研究院，落户的研究机构在苏州是最多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苏州在开放创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武汉可以去学习的。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不是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但我觉得会后可以跟在座的两位大咖交流这个话题。在生物医药方面苏州是否能赶超上海不一定值得研究，但可贵的是全中国只有在长三角，既有张江，还有苏州，对吧？所以当很多人说这两个园区是“瑜亮相争”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它们是“瑜亮互现”。非常有意思，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交流一下：为什么在这么短短一百多公里的范围内有两个那么强大的生物医药园区？而且它们都各自灿烂，这个是值得学习解构的。

主持人：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近年来武汉也在深入贯彻“工业强市”战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发展的经验，其中有哪些可以适用于武汉？苏州未来可以和武汉在产业上达成哪些合作？这个问题我们先问一下陈院长，陈院长您对这个问题有哪些想法？

陈院长：基于个人的浅见，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从保姆服务到专家服务，再到伙伴关系，这是值得学习的。

举个例子，“智改数转”这个事大家嘴上都说重要，但做出的成绩是不一样的。我记得2020年5月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几十个部委和华为、阿里、百度、滴滴等几十个科技巨头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但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签完后续就没下文了。如同早在2008年的时候，奥巴马就在说“制造业回归”战略，但说完之后也没有下一步规划。

但苏州是怎样做的呢？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整体的转型，从政府部门、中小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到数字服务商，中间多家机构一起来推、地毯式地来推，推进过程当中各出各力，从而形成一批稳定的供应商和明确了财政如何支持的稳定方案，等于说整个过程都是系统性的。所以，苏州政府它是有为政府，但并不单纯只有政府去单干。

从这个角度讲，苏州应该是把营商环境做到极致了，每年的营商环境排名评价都排在前列。从价值和战略的角度讲，作为有为政府，当有些事情非常难推的情况下，支持还是不支持，怎么去支持，都是非常重要而艰难的抉择。我们说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或者上海的集成电路其实都是一样的，在不赚钱的时候，上海政府二十年如一日去支持，所以今天上海才会成为全国产业链最完整、技术最高端、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政府的作为是牵引力，企业的努力是主力。

第二点，苏州非常清楚自己的创新资源不足，这些年不仅引入大量高校，提出打造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产业协同生态的问题。产业协同生态这个东西大家都在学，全国有无数的所谓“中国硅谷”或各种“xx谷”。这恰恰是武汉的优势，有那么多高校、研发机构以及好学科，培育产业协同共生的关系，可以打通双链——从基础研究引领产业创新、从产业需求链接推动基础研究。未来可以加大投入、整合、推动。

第三点，虽然说苏州一些产业正在成长阶段，但发展还是比较喜人的，比如光子产业、纳米产业、生物产业，这些产业都是从无到有的发展。

其实不仅是苏州。我最近有个观点经常到处被引用，以前的产业转移关系是梯度转移，现在是平行转移。什么叫平行转移？也就是说，在超大城市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它能通过局部环境的改善、局部生态的营造，在某个局部的产业里面起到跟大城市并驾齐驱的水平。

比方说新能源，上海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如果把特斯拉剔除之后，能拿出手的新能源企业也未必具有顶流水平。但常州新能源做得非常好，苏州的光子做得非常好，合肥的量子做得非常好。因此，武汉可以在一些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域垂直形成引领。

实际上这个方法并不新鲜，我们中国不就是这样从局部开始赶超的吗？从高铁到光伏，再到新能源，这个逻辑都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我不成熟的观点，请批评指正。

主持人：好的，谢谢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