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手好牌中国要是没打好，我们会被后代诅咒的

去年12月，我们中国研究院举行了年度“思想者论坛”。我们给论坛定下的主题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道路的意义”。

我们讨论的不仅是“后西方时代”，也是“后美国时代”。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相同之处似乎多于不同之处，所以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经常混合使用。

关于我们是否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我们讨论中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后西方时代”，因为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宣传实力等方面还远远大于非西方国家，也许要到2035年甚至2050年，世界大概才会进入这样的时代。

第二种观点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比如，非西方世界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西方世界，但另外一些方面，则还没有进入，比如，科技实力、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等等。

第三种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后西方世界”“后美国时代”，这也是我的观点。

“后西方时代”的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外部世界提出“后西方时代”已经有长时间了。从大历史的叙事来看，德国历史学家史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衰落》，认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从产生、发展到衰亡，他认为西方文化正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武力征伐性质的文明迟早要衰落，他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源远流长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

德国哲学家、文学家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

但这些都是大历史的历史哲学叙事。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不只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走衰，而且是相当具象地分析“后西方时代”的到来。

我自己实地走访完百国之后，于2006年11月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论述美国模式恐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隐含了世界将进入“后美国时代”。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成为金融危机导火索

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更是引起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广泛议论“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的到来。

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之外还发生了两桩大事，一是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二是俄罗斯武力反击美国所支持的格鲁吉亚。

我记得那年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组题为“世界重组”文章，英国思想家约翰．格雷在这个专栏撰文写道：“今年8月8日，两个大国宣告复出。俄罗斯用的是坦克，入侵了格鲁吉亚；中国用的则是杂技演员，揭开了北京奥运会的序幕。它们说出了同一句话：世界，我们回来了!”

《卫报》在这个专栏的卷首语这样写道：“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及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思想家们曾宣布历史终结了，西方民主就此崛起。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火燃起，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国际关系是否会被它们引领到一个全新的方向?”专栏提出了“人们可能会认为，8月8日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

同一年，美国《外交》杂志前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出版了题为《后美国世界》专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在同年出版的《中国触动》一书中引用了他的观点，并提出在“后美国时代”里，没有中国软、硬实力的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但遗憾的是，当时国内知识群体中不自信者众多。我当时人还在欧洲，感到一方面西方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看到西方走衰，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国内公知却在呼风唤雨，全面唱响西方，全面唱衰中国，事实上在帮助美国推动它所期望的颜色革命。

有感于此，我由英文写作为主，转入中文写作为主，发表了不少文章、著作和演讲，实事求是地论述中国走强、西方走衰、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

我当时就多次指出，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被那么浅薄的西方政治话语忽悠，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时握着一手好牌，怎么会打成了那个样子。

在十年前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我专门引述了法国资深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观点：“近两年前，雷曼兄弟倒闭；不久之前，欧元近乎崩盘。这两件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和我们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我还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得似乎比我们一些知识精英要清楚得多。

时代定位十分重要。中国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讲的就是要有全局观、战略观、大势观、然后顺势而为。时代定性一定要超越静态地看问题，一定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抓住发展的趋势和大势，我们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不是说西方不重要了，美国不重要了，而是说他们不再代表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方向，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还在使用4G手机，但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5G时代，因为5G代表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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