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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的恶政:重新审视汉武帝“算缗告缗”

私产人文 202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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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竭泽而渔的恶政

—— 重新审视汉武帝“算缗告缗”

©文/Humanitas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平心而论,短期政策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药三分毒,它总不能当饭吃。


                                         


一、前言


对私有财产突击式地课以重税,在古代屡见不鲜,朝廷多巧设名目,从黔首中汲取财富。然像汉武帝这种赤裸裸地公开抢劫,鼓励民间互相检举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也极具代表性,更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开了个恶头。




二、算缗与告缗


缗,本意是穿铜钱的绳子,后来就成为了货币单位,一缗钱就是一贯,一千钱。而一算也是个单位,为一百二十钱。所以算缗告缗是写在脸上的经济政策。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帝接受了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下令征收算缗钱。规定商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手工业者“率缗钱四千算一”,对不是三老的、北方边疆骑士的却能拥有轺车的人,也要征收一算,若是商人就要加倍。船户如果拥有超过五丈长的船,也要征收一算。对于瞒报者或申报不实的,一经发现,罚到边境戍守一年,并没收所有资产
算缗的出现,是和当时汉武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战争是耗费财富的无底洞,《史记·平准书》就明确记载了惊人的消耗烈度:“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当时朝廷财物匮乏,将士常常领不到俸禄,这对局势极为不利。为了更大程度地从民间汲取资源,汉武帝首先在货币上下手,收归铸币权,作皮币铸白金。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世人皆知“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却难知民间要为之承受多么大的负担。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商人们趁着变更币制的机会,囤货以逐利,这是朝廷绝不能接受的,引来了更大规模的课税行动,朝中大臣们也皆言贫富差距已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算缗令下达后,富豪们反而顶风作案,争相藏匿自己的财富。朝廷与黔首之间永远是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斗法关系,眼见算缗遭到抵制,朝廷颁布了两个办法。

一是树立正面典型。凡事都会有例外,人群中也自然会有背叛阶级的个体。在富豪们争相藏匿财富的风潮下就产生了一个异类,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极善于牧羊,颇有产业,他向天子上书表示愿意献出一半的家业来资助边疆战事,他还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缴纳给官府),如此而匈奴可灭也。”过了数年,汉武帝发现还有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对他大加表彰,拜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20等爵中的第10等),昭告天下。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卜式那样有崇高的觉悟,树立典型的做法收效甚微,民间还是不肯乖乖交钱,于是第二种办法应运而生,即告缗。告,乃是告发的意思。朝廷为了让告发之风盛行,对告发者许以了丰厚的奖赏:“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是与对瞒报者的惩罚相配套,瞒报者的财富被没收后,告发者足足能够获得其中一半

三、适用告缗的不只有商人


《文献通考》的第十四卷对这场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做了很好的总结:“算缗钱之法,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至其后,告缗遍天下,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故择其关于商贾者登载於此,而馀则见《杂征榷门》。”马端临将受害者分了两个群体:一类是在算缗法下受到惩处的不法商家;另一类就是被告缗法波及到的人,他们虽然并非商人,但只要有所积蓄,都被认作是“商人”
告缗法可以说是算缗法向民间的扩大,汉武帝通过鼓励互相告发来获取远远高于算缗带来的财富。即使将范围扩大到民间,朝廷也仍有必要选派一群人作为骨干,来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不可控的运动。这群人就是酷吏,与告缗法有较大直接干系的有三位,一个叫张汤、另一个叫杨可、还有一个叫杜周,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他们都是榜上有名之人。

这三个人在执行告缗上分工合作:张汤是向武帝提建议的杨可是主持——“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几乎没有逃过一劫的;而杜周是负责治罪的,凡他经手的案件,也几乎没有嫌犯能无罪释放。在从上到下的“通力合作”中,朝廷聚敛的财富是空前的:“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四、算缗告缗真的能让朝廷长久受益吗?


算缗告缗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解决与匈奴间的战争经费问题,是个短期应急的政策,但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算缗告缗实施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公元前119——公元前110)。
汉武帝时期,匈奴的最高统治者是伊稚斜单于(ch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的决战中,伊稚斜被大将军卫青击溃,并在五年之后撒手人寰。伊稚斜的死意味着汉朝之后再无像样的外敌,之后也再无如此大规模的征战,问题就出在这里,伊稚斜虽死,算缗告缗却仍延续了四年之久而且越往后发展,它的负面影响就越明显
首先是朝廷的腐化。在杨可主持的告缗令下,上林苑堆满了财物,汉武帝便拿来修建昆明池,以高达十余丈的楼船充实其中,还修建著名的柏梁台,过上了更为奢华的生活。各级官僚当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朝廷把征来的缗钱分给各个官署,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这些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僚,常常在各郡国整治没收来的土地。而且在当时还出现了“冗官”的现象,发展到漕运都难以满足的程度:“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柏梁台不久便毁于大火,这反而激发了汉武帝更强的好大喜功的欲望,宏伟的建章宫问世。
其次是底层的堕落。孟子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百姓没有自己的产业,或者说自己的产业时刻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那么整个底层就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就拿“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为例,当百姓发现检举他人是无本万利的行为时,当然就会选择捷径,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干正经的行当?那太累了。
而且这种风气会衍生出享乐主义的盛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因为百姓也知道自己的钱是通过检举而来,今天你可以通过检举别人发财,明天别人也可以通过检举你而发财,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把钱花光,这样我既获得了享受,别人也抓不到我的把柄。而良心未泯的人即使不会去检举别人,也不敢再去奋斗了,而是选择“躺平”以自保。
第三就是从长远来看,这种风气反而不利于朝廷征税,算缗告缗注定是竭泽而渔的结果。《盐铁论》中的儒生们就看得很明白,他们尽管从道德上鄙视工商业者,但也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这会破坏整体的生态环境:“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
围绕着盐铁官营问题,桑弘羊与儒生们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而桓宽根据记录写了《盐铁论》,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第四是边疆武备问题依然严峻,算缗告缗连短期的目标都完成得一地鸡毛。元鼎四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北出萧关,在新秦中组织狩猎,以此检阅边防军队,但是他发现一些地段千里之内没有防御工事,因此他把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全部诛杀。这件事成为了武帝最终废除告缗令的诱因,既可见他的龙颜大怒,也可见他对算缗告缗结果的反思。

五、结语


太史公作为亲历者感叹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算缗告缗制造的悲剧,他也认为是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互相影响所导致的。这正是短期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完成短期目标这么简单。短期政策旨在以有限的时间集中最大的资源,它所带来的伤害姑且不算,这么多的资源被集中起来,任谁都难以坐怀不乱。平心而论,短期政策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药三分毒,它总不能当饭吃。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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