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全人类最伟大的遗腹子

一个是牛顿，另一个是他

©张梦媛／文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句，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形象：

遗腹子、终身未娶、一生有两部大作流传于世，53岁以前被当做是哲学家，53岁以后被人们看做是一个经济学家，实际上他的作品涉及天文学、修辞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

2007年，他的头像被印在20英镑的钞票上。

他喜欢自言自语，以至于有一天他从两个小贩旁边经过，小贩们以为他精神失常了，悄悄议道，“哎，多可怜的人呐，穿得倒是不错。”

自由市场经济领域的人们大概没有不知道亚当·斯密的。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波折离奇之处，为人善良，没有多少书信遗留，没有八卦。阅读和思考是他的头等大事，友谊、他人的帮助以及家庭的支持，是生命中最引人注目的点。

大可把斯密的一生看做是一部精英养成记，在那个时代，怎样的生活氛围和教育体系培养了这位“经济学之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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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福斯河发源于中部高山地区，向东流经首都爱丁堡，经过港口城市柯科迪后注入北海。柯科迪的意思是“在坚硬山上的城堡”，因其可以鸟瞰整个海湾，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军事防御要地。这个小镇有一条自西向东的主街，环抱着海岸，海岸旁是带着露天楼梯的建筑，铺设的“荷兰式平面砖”极具特色。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这条主街上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柯科迪地区的海关官员，曾任律师、劳顿伯爵三世休·坎贝尔的私人秘书，以及苏格兰政府的两位秘书之一。老斯密在亚当·斯密出生前的几个月就去世了，他在遗嘱中指定了很多人作为斯密的“导师和保护人”，其中包括乡绅、教育者、专业人才和亲戚，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早一代的拥护者，这些监管人对斯密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是老斯密的第二任妻子，名门望族之后，她小心照料着这个体弱多病的遗腹子，用通情达理与大智慧引导其成为杰出的学者，在她长寿的一生中，一直让斯密享有一种安稳的生活。坚强的母亲、亲密的亲属关系和美好的友谊满足了斯密对安全感的诉求，抹淡了父亲去世可能造成的心理阴影。斯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寡母相依，侍母至孝，终身未娶。

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

这位杰出的学者曾经差点成为流浪的吉普赛人。三岁时，斯密曾被四处游走的吉普赛人掳走，他的叔叔从经过的流浪汉那里得知了吉普赛人的行踪，追上了他们，救回了斯密。幼儿时期这次有惊无险的劫持，算得上斯密本人生命中最大的跌宕起伏了。他的传记作家们常常苦恼于他安稳的人生，毕竟读者们总希望伟人的生命是波澜壮阔的，不苦其心志，如何天将降大任？但斯密留给后人考究的，真的没有花边新闻，只有学术。

1688年英格兰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推翻，逃亡到法国后，他一直致力于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夺回王位，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也有詹姆斯的拥趸。斯密出生前不久，苏格兰刚刚因为二世党人的夺权出现流血战争，他父亲所支持的新教徒辉格党一方获胜，斯密后来总结这场斗争说，“我们的祖先撵走了罗马教皇和觊觎王位者，保卫了我们行使个人判断的珍贵权力。”这或许是斯密关于“自然自由”的最早启蒙，“自由”贯穿于他学说的始终。

1688年“光荣革命”：不流血，使国王成为摆设

斯密出生的时候，苏格兰普及“小学校”教育模式。作为全国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小学校”使全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读写能力。斯密就读的这所“小学校”叫作柯科迪市立学校，学校课程的设置可以与首都爱丁堡中学相提并论：训练英语表达，修习拉丁文，教授初级希腊文知识等等。

柯科迪的古典学老师托马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描绘了传统课堂上学生们所受的待遇，“他们填鸭式地往我们的脑袋里塞进不计其数的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把这美其名曰为促进我们的成长”。与此截然相反，斯密在柯科迪接受的教育是实用而精致的，这使他热爱经典著作，善于文字表达，对历史文化有深厚兴趣。

 成年后斯密回忆说，

“上学时期是小孩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在柯科迪接受教育是幸运的。我从小便有‘在独处和无人陪伴时喃喃自语’的习惯，这个习惯陪伴了我一生，而这个习惯在柯科迪时只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并没有遭到揶揄和挖苦。”

斯密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天赋，以及超强的记忆力，还使他赢得了尊重。他慷慨大度且平和的脾气也使同学和老师对他怀有好感。

关于这种平和大度的脾气的养成，斯密曾说，童年时期的小孩在情感表达上都是很强烈的，成年人如果想要使小孩平和，就需要用另一种同样剧烈的情感来对抗。但在柯科迪学校，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老师们不需要斥责学生，因为学生是自律的。这种自律的形成，是因为小男孩们都希望获得同伴的赞赏和认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和其他激情，学会超越感情的纪律。在小学时，斯密已经学会了自我管理和克制。

除了学校教育，早期柯科迪的生活也给斯密以经济学的启蒙。

他喜欢四处散步，在村庄里，可以看到那些互相分工合作的不满20岁的工人们，比独自承担全部铸铁任务的铁匠，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钉子。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倡分工合作，认为它有益于高效生产。

1736年有一个大新闻，一个名叫威尔逊的“自由贸易者”被捕，因为他企图劫持一艘征税船以弥补自己在走私中的损失，被捕后他企图从监狱逃跑，但失败了，而后在监狱教堂的祷告中，他又一次试图逃跑。城市守卫队的上尉命令部下开枪打死了他。这一场景被斯密的好朋友看见了，斯密也很快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了细节。八个月后，有人抓住上尉，并在威尔逊被打死的地方吊死了他，以此来表达对威尔逊所反抗的税收体系的不满。在《国富论》中斯密讲述了这个故事，并用专门的篇幅论述了国家税收的规则，认为不好的税收体制会妨碍经济的进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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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年，在柯科迪的中学生活结束了，14岁的斯密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就读。

爱丁堡大学本是斯密接受大学教育的不错选择，因为它在法律、神学和医学等方面有不错的成就，而且爱丁堡就在柯科迪的西南边，隔岸相望，格拉斯哥却在稍远的西海岸。但斯密认为首都爱丁堡是放荡和罪恶的地方，距离稍远的格拉斯哥大学却弥漫着敢于质疑的精神和广泛学习的热情。

对于斯密的选择，家人是赞同的。除了斯密自己思量的原因外，还因为斯密的父亲曾是格拉斯哥的议员以及坎贝尔伯爵的私人秘书，借助曾经的关系以及坎贝尔家族的地方势力，或许能为斯密的未来发展提供便利。

斯密终生对格拉斯哥大学推崇备至，在他晚年，他把自己的继承人大卫·道格拉斯也送到了这所大学就读，他也曾建议自己的学生波切斯特男爵把儿子送到那儿去。

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位于一个小山谷的河畔，风景优美，这里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斯密在此就读期间大学里已经开始讲授各种启蒙思想了。这座城市同时也是商业之都，“无论就其组织还是贸易而言，都是苏格兰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居民都是贸易商和商人。”启蒙的思想加上商业的社会氛围，使斯密对伦理学、地方政治和经济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考。

柯科迪和格拉斯哥都是港口城市，但有不同的境遇。汉诺威王朝入主苏格兰后便与英格兰联合，这使东海岸的贸易减少，再加上法国战争期间武装民船对过往船只的骚扰，使得柯科迪的地位逐渐下降，港口大量船只闲置。与之相反，西边的格拉斯哥由于参与了跨大西洋的贸易，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两座城市之间的反差使斯密很早就开始思考全球贸易的问题。

格拉斯哥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美洲殖民地的巨大牺牲，以及全球“大三角”贸易带动的残忍的黑奴贩卖。斯密公开谴责英国殖民体系中的这种经济掠夺是对“人类最为神圣的权利，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从伦理学的角度谴责奴隶制度，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明奴隶制的无用性。

在格拉斯哥，知识总是这样紧密的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和牛津非常的不同，斯密认为，牛津是一个由老师们组成的封闭团体，在那里学术显得无用而可笑。

1740年，斯密获得第一笔斯内尔奖学金，于是他骑着马穿过整个英格兰腹地，从北走到南去牛津求学，一路上有机会目睹英国经济的发展。他观察了利兹和哈利法克斯的毛纺织业，谢菲尔德、伯明翰和伍尔夫汉普顿的金属加工业。他发现心灵手巧的人之间所形成的相互竞争的精神，能够带来一种更令人满足的生活水平。这与斯密一直强调的充分自由竞争是一致的。

在格拉斯哥时，斯密最敢兴趣的是科学和数学，他本希望在牛津精进学业，但其就读期间的牛津却恰巧在衰颓期。他多次指责该校的教育是落伍的，老师散漫渎职、误人子弟，绝大多数的教授已经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一下都不愿意，学校的考试都是一些“愚弄人的”或死记硬背的问题。牛津这个学术团体“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充当庇护所，为已被世界各个角落驱赶出来的破产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提供遮蔽和保护。”

除了教学，让他更为苦恼的是学校在宗教方面要求严格，斯密说，“如果有人在牛津大学因为过度学习危害了自己的健康，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在牛津大学唯一要求做的正事就是每天去祈祷两次，每周讲课两次”。

强烈的求知欲无法在课堂上得到满足，斯密决定自行学习自然哲学、伦理学以及有关历史的知识。长时间的大量阅读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视，使斯密真的因为“过度学习而危害了健康”，在给母亲写的信中，他说自己患上了“根深蒂固的坏血症和脑袋颤抖症”，没有胃口、精神低迷、失眠、精神痛苦焦虑，这些症状一直持续。实际上，斯密一生都在与这些身心失调引起的疾病做斗争。

对牛津的失望，使他在后来一直鼓励学术竞争制度，例如“教师的薪酬应该由课堂上的学生数目来决定。”这在他后来任教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时实现了。

03

学优为师

不论在牛津的生活怎样，到1745年，斯密也要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了。与斯密同时代的斯内尔奖学金获得者们，绝大多数都选择进入教会工作，但斯密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教会工作没有前途，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更多成就。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苏格兰人的身份不方便进入教会。苏格兰人曾多是二世党人的支持者，信奉天主教，不像其他地区那般拥护新教，所以在爱丁堡和牛津，斯密的宗教信仰总被怀疑。

1746年，斯密回到家乡本想要成为一名私人教师，但在凯姆斯律师的劝说和鼓励下，亚当·斯密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一名教授英语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教授。凯姆斯是斯密父亲曾指定的“监护人”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大法官。

当时的爱丁堡大学有一个不错的公开讲座制度，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开设一系列的公开讲座，向大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可以收取讲座费用。斯密在学校的支持下举办了公开讲座，这给斯密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益。1758年，好朋友大卫·休谟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在爱丁堡，您的讲座获得的收益超过了每年100英镑。”在当时，一个顶级教授一年的收益是150英镑。

在经济方面，斯密一直是富裕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在继承遗产后第二年便去世了，于是他获得了父亲所有的遗产。除了身为教师这几十年的收入，斯密在年老时，出任苏格兰海关税务专员，年薪600英镑，同时还享有巴克勒公爵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

斯密很支持爱丁堡大学大范围开设公开讲座，他欣赏学术市场中的竞争机制，“竞争者之间努力将对方挤出就业市场的这种对抗，迫使每个人都力图带着某种程度的严谨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和曾经在牛津大学遇到的老师们消极怠工的情形相对比，这种自由竞争让斯密觉得很有活力。

在爱丁堡讲座中获得的成功给斯密带来了很好的学术声望，这为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铺设了垫脚石。

1750年，斯密曾经的逻辑学老师约翰·劳登去世，学校决定于1751年公开选举这一教席的继任者，评判候选人资质的形式是提交一篇《论观念的起源》的文章。年初，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校务委员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他凭此“获得了所有成员郑重的接纳”。向当地长老会签署了信仰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声明，以及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惯例的效忠宣誓”后，他回到了母校格拉斯哥成为一名教授。

斯密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法学等多门课程，在课堂上传播法国启蒙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

格拉斯哥为斯密提供了施展自己的舞台，他的课听众如云，在按听课学生数量收费的制度下，斯密每年收到的听课费高达1500英镑。成为教授不久后，他便在教授大院内享有一栋不需要支付房租的住房，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租给富裕的学生，收取房租。1787年，斯密还被选举为格拉斯大学的名誉校长。

 在此期间，他将逻辑课上有关道德的讲稿整理出版为《道德情操论》，这成为他在著作上的第一次成功。

 《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人们如何才能具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斯密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人们要将自己放在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上，这样在判断事物时才能不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更能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这种客观公正的立场，能督促人们在行事的时候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

 《道德情操论》即使不能被称作是一本绝对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毫无疑问也是一本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所接受的著作。

04

大陆游学

才华横溢而又有些怪癖的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在阅读了《道德情操论》后，决定聘任亚当·斯密为自己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游学法国。汤申德看重斯密在“本国政体及法律方面的深厚学养”，希望斯密的指导能使这位小公爵“通过短期的学习成为一位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家”。

“大陆游学”，即去欧洲大陆游历学习，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英国贵族中的一个潮流。英国的贵族子弟在结束了学校教育后，在私人导师的陪同下，根据个人兴趣和目的，自由选择游学路线，以此增长见识，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绅士。在游学地点方面，16、17世纪的贵族大多会选择法国，因为英法两国的上流社会有着藕断丝连的历史渊源，不少人的父辈来自法兰西。18世纪，英法长期作战，法国留学的热潮逐渐退去，随着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德意志成为游学的首选之地。

斯密本人是不看好游学的，他认为大多数人在游学回来之后“会变得骄傲自负、随意散漫、耽于享受而无法专心学习或做事。如果他待在国内，绝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变成这样。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出去游学，用极其放荡的方式度过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在远离父母亲友的监督和控制的地方，他早先的教育可能在他身上形成的一些有用的习惯还没有得到巩固和加强，就遭到削弱甚至消失了。”

但斯密最终接受了汤申德的聘任，于1763年辞去格拉斯哥的教职，随刚刚离开伊顿公学的巴克勒出国游学。他接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首先，斯密虽然不看好游学，但同时也认为游学回来后人会变得成熟，对外语会有更好的了解。其次，巴克勒是坎贝尔家族的公爵，斯密的父亲曾是坎贝尔家族劳顿伯爵的私人秘书，因而斯密与这位年轻的公爵有一些家族渊源上的联系。第三，汤申德为斯密提供了不错的酬劳，每年300英镑，外加200英镑的旅行费用，并允诺他离职后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游学之地是法国，斯密对法国的启蒙思想一直怀有好感，而且研究一个人口三倍于英国的国家的经济社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法国对他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国度。

在法国，他首先要确保小公爵能专注于学习。汤申德对小公爵所学习的内容是有规定的，他要小公爵分析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位人物”，因为那个时期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剧烈。小公爵还被要求在斯密的指导下分析：为什么具有经济优势的法国，在“七年战争”的海陆作战中却战败了？这一主题在斯密《国富论》中有专门论述。

教学之余，斯密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阅读和思考。

他目睹了一系列区域经济的实际运行操作，旁听政府财政会议，见证经济领域内为获得自然自由而展开的斗争，分析劳动分工、市场化程度、市场波动、农业和商业体系，以及交通条件在创造财富中所起的作用……

除了亲眼所见，他还从朋友中获得不少信息。

在巴黎期间，陪伴他们的是巴克勒公爵在伊顿公学的朋友：一位英国大使的儿子、一位勋爵的儿子。斯密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关于高地和岛屿上经济生活的一些细节。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他还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导人物魁奈。“重农学派”认为土地产生财富，并且唯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而制造业和商业只是经济中的无效部分。要使农业支持下的经济恢复到自然发展的轨道上，必须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即完全的自由贸易。从他们的学说中，斯密了解到了自由市场的运转。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弗朗斯瓦·魁奈

休谟曾任驻巴黎使馆的秘书，通过他，斯密被引荐给了那里的哲学家及启蒙者，包括朗贝尔、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在巴黎期间，斯密也去参加了一些法国名媛的聚会，她们并不介意斯密的大门牙和蹩脚的法语，反而赞赏他广博的学识和得体的风度。据说，她们中的一位侯爵夫人爱上了斯密，但斯密爱上了另一位英国小姐。但这些花边新闻却无迹可寻。

斯密一生不喜欢外出旅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法国，法国之行收获颇丰。在两年半的法国之行结束后，斯密回到柯科迪，用接下来十年的时间来创作《国富论》。

05

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

1773年，《国富论》写成，斯密前往伦敦处理此书的出版事宜。此时，英国正使用武力镇压北美殖民地的暴乱，国会对此展开了多轮辩论，斯密也参与其中。据说《国富论》选择在这个时期出版，是为了吸引国会的注意，使得议员们能支持和平解决与北美的冲突。美洲为自由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如果斯密获得支持，就有机会结束这场因为实行经济限制和禁令以维持殖民旧体系的统治而引发的恶性暴力循环。斯密后来还为英国政府从美国的撤退提供建议。

1776年《国富论》第一版发表，斯密从哲学家变成名望甚高的经济学家，其学说影响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官员、政府运作和商业体制。据说有一次，亚当·斯密被邀请参加政府会议，首相要求所有的大臣起立向亚当·斯密致敬。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斯密的影响力依旧不褪色。一本初版的《国富论》，在今天可以拍卖到2万到3万英镑。

1776年《国富论》第一版封面

斯密关于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与启蒙初期的社会常识相差甚远，其观点是颠覆性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开创性地认为利己主义能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每个人行事的时候，他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一种无形的手终将会带来个人预料不到的结果。”自利且自爱的个人，能运用理性，通过相互约定来结成契约，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维护各自的自然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在经济领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之前的道德哲学家们不同，在斯密这里，“利己”被开创性的认为是人与生俱来且值得肯定的本性。

有着利己本性的人们，应该走出家庭以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财富来自于遗产继承或生产劳动，比如斯密所敬佩的魁奈就认为财富的根本来源是农业劳作，而商业贸易是不产生财富的，商业交换实现的只是财富的转移。但斯密在此明确提出，贸易交换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方式。 

为了保证贸易市场的良好运转，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控制税收，尽可能保证市场和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斯密被认为是“自由放任”时代的开启者、“看不见的手”的发现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教父。斯密的自由市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他说，国防的重要性胜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如果自由贸易促进了其他国家军力的增强而削弱了英国的军力，就要反对自由贸易。为了抵御外来的攻击，维持国内市场的稳定，政府需要征税来维持公共支出，但税收应尽可能的减少，以避免过度或不当征税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在税收这件事上，斯密在晚年时经历了反思式的尴尬。当他成为海关官员，不得不大量征税，无法践行他在《国富论》中定下的征税规则时，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曾经所写下的内容。

但无论怎样，斯密仍是让人敬佩的，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经济本身，他研究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更加的幸福。《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和《国富论》是融合的，他的著作中充满了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调和，这样的调和常常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比如说，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厉行节约并且崇尚武力的哲学家卢梭就认为应该禁止奢侈品。但斯密认为奢侈品对社会是有益的，他承认中产阶级对奢侈品的狂热有愚蠢和幼稚之处，但由奢侈品产生的剩余财富足以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与只讲求崇高精神的社会理念相比，消费社会对穷人更加有利。

在启蒙时代，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他的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影响最大。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法工业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权，斯密的学说就更加受到追捧了。

而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国家，《国富论》的传播并不顺畅。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禁止传播斯密的学说。在德国，保守的教授们也长期不理睬斯密的观点。在俄国，第一个俄文版的《国富论》于1802~1806年间问世，1818年至1825年是斯密学说在俄国影响最盛的时候，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斯密的著作又落到了保守者的手中，他们删除了其中比较尖锐大胆的部分。在1826年对十二月党人的审判调查表中，有一项内容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十二月党人提到孟德斯鸠、伏尔泰，也多次提到斯密。在中国，最早引进斯密学说的时间则是1896年，那年严复以《原富》为标题开始翻译《国富论》，至于《道德情操论》则要到20世纪末期才进入中国了。

《国富论》最早由严复引进翻译，当时译作《斯密亚丹原富》，光绪二十八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

06

与大师为伴

正如我们在开篇时所说，友谊和他人的帮助是斯密人生中的亮点，斯密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众多良师益友，其中，哈奇森和休谟的身影总是常常出现。

格拉斯哥大学的第二任神学教授是一位有趣的老头，约翰·西姆森，他在学校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还在学校旁建了一个牛棚饲养了一头牛。但在课堂上，他的言论并不似生活这般闲云野鹤，他告诉学生们，即使没有上帝救赎，处于堕落状态的人性也仍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让学生们要通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来重新审视神学。西姆森曾因为这些言论而受到宗教审判，但他对自己的辩护使自己免于惩罚。

西姆森对理性主义的宣言和关于自由的观点，以及对知识的精益求精，通过哈奇森深深影响了亚当·斯密。

哈奇森是斯密在格拉斯哥求学的那三年间对其影响最大的教授，他是斯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体系的主要思想来源。在回忆自己的母校时斯密称这位恩师为“永远难忘的哈奇森”。 

哈奇森是格拉斯哥大学里第一个不用拉丁语而是用他们的母语授课的人，他鲜明独创的观点使他被校外老一辈的哲学家当做危险人物来批判，但他思想中那种乐观和自由的精髓却被校内学生所喜爱。哈奇森曾提出两个观点：一是，道德上善的标准就是促进他人的幸福；二是，在知道上帝之前，人们就可以辨别善恶。他本人因为这两个观点被当地长老会审判，学生们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为自己喜爱的老师辩护，斯密也参加了这些辩护。 

哈奇森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观影响了斯密一生，从格拉斯哥毕业的时候，斯密几乎成了自然神论者。

除此之外，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及经济学理论中，我们都能找到哈奇森的影子。哈奇森曾经在课堂上提问：我们能将道德情操归之于同情共感吗？哈奇森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常常赞同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情感的人的行为。斯密后来发展和补充了这个观点，提出人们与公正的第三方怀有相同的情感，从而克服了哈奇森观点的缺陷。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哈奇森对价值的论述是斯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论述的雏形，他们都把劳动看做是财富的源泉和衡量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现代的、科学的主观价值论要等到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确立。——编者注】除此之外，哈奇森认为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平等的权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应用自己的权利，除非当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这正是斯密关于产业方面天赋自由学说的基础。虽然两人在这些理论具体该如何实施的观点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哈奇森的观点无疑对斯密后来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奠基作用。

斯密的好学聪明备受哈奇森好评，1740年，哈奇森将斯密推荐给了大卫·休谟。自此开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几乎终生保持良好的关系，人生轨迹常常交互重叠。

大卫·休谟（David Hume）

亚当·斯密出生时，休谟12岁，已求学于爱丁堡大学，1740年当斯密即将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时，休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人性论》，斯密被其中的思想所吸引，两人惺惺相惜。

自幼身体不好的斯密很早就将休谟确定为自己的学术遗嘱执行人。对于斯密这样一位极度在意自己文名的人，这样的委托无疑是极大的信任。

但1776年，休谟却先于斯密离世，斯密反而成为休谟的学术遗嘱执行人。

休谟死后，在“致斯特拉恩的一封信”中，斯密将丰富的情感凝于笔墨，

“休谟的脾气似乎比我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都要更为快乐平和。即便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那伟大而不可或缺的节俭也从来没有阻止他在适宜的情形中表现他的善心和慷慨……他本性温柔至极，却并没有因此削弱他思想的坚定或决心的坚不可摧……对他的朋友而言，他们经常是他开玩笑的对象……在社交中，如此愉悦乐天的脾气，通常是会与一些轻浮和肤浅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他这里，却是与最为严苛的努力、最为广博的学识、最为艰深的思想以及面面俱到细心周全的办事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死后，我一直是将他看成或许是人类脆弱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最为接近完美的智慧和德性的人。”

从斯密加诸于休谟的溢美之词，可见他对故友的敬佩和怀念。两人堪称伟大友谊的模板，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家人、朋友和老师的关爱是斯密学说，甚至是人生的母题基质。智识的养成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总有友善而诚恳的帮助。

在巴克勒公爵和一些熟人，以及崇拜者们的帮助下，斯密和他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一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成为了海关官员。这很符合斯密的性格，他从来就不是只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趋使他走进生活：懂法学的他参加过诉讼辩论，他关注北美，支持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他践行教育体制改革……斯密学说追求的是一种落地实践，而非束之高阁。

1785年，有两部大作品在酝酿之中，但海关专员的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自己也承认“年老所带来的懒散”控制着他，使他感到无法完成这两部作品。斯密很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把一生中仅发布的两部作品反复修改，直到死前三个月自己已经无力修改才停笔。死前，还让朋友学生当着自己的面将大量自己不满意的书稿烧毁。

一直觉得自己会英年早逝的斯密，在67岁时才与世长辞，已是乐龄。

亚当·斯密之墓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苏格兰思想史上群星璀璨的一个时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评论家休·布莱尔、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尔、解剖学家约翰·亨特……也是整个欧洲人才辈出的时代：康德思考着三大批判，蒲柏翻译荷马史诗和编辑莎士比亚的作品，伏尔泰出版了《中国孤儿》，曾为日内瓦雕刻师的卢梭酝酿着启蒙思想，巴赫创作了《约翰受难记》，被授予“皇家外科医生”称号的魁奈成了经济学家……斯密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成就斐然。

与亚当·斯密为伴，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维迎老师曾说，“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要告别凯恩斯，回归亚当·斯密！”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从本书开始，经济学诞生了。可以说，后世许多看似高深的华丽理论，究其精髓不过是斯密经济学原理的变相表述、简单应用或精致提炼：

◎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贫富分化，斯密早就说过：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即便最低等、最卑贱的社会成员，所能享受到的丰裕和富足，也远非最尊崇、最勤勉的野蛮人所能企及。

◎对于“比政府有所为，更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斯密早就说过：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旦废除，市场人自由秩序就会自发涌现；相反，人世间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可供行政当局使用，胜任这份工作。

◎对于“贸易保护”，斯密早就说过：越是自由广阔的市场交换和贸易体系，越有利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越专业细致，越促进财富增加，造福于民。因此，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本质上并无区别，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实质是，特殊利益通过寻租，侵蚀本国消费者利益，以榨取超额利润。
……

毋庸置疑，就其重要性而言，斯密的理论至今依然毋庸置疑的首屈一指。

《国富论》虽然堪称鸿篇巨制，但写法却并不故作高深，常从一些家长里短的寻常话题入手，人性世情洞幽烛微之论，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五常评价：我是从《国富论》学得什么才是大学问，不容易想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书。

因此，《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界的圣经。

今天，重读斯密，除了《国富论》，有一本书也不能不读，那就是斯密本人视为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理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私产人文诚荐，斯密两大经典《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最佳版本，及当代最权威的《亚当·斯密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首次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首度引进国内）。斯密的思想，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奠定了伦理基础，更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读懂亚当斯密，才能理解国家持续繁荣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