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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抵抗遗忘:重走华侨文人抗战流亡路

‍今天的故事,要从两个文人说起——胡愈之,和郁达夫。

胡愈之是谁?这个名字,不熟悉新闻出版的人可能陌生,但他可以说是最受瞩目的南来作家、新闻人、出版家。第一部20巨册的《鲁迅全集》也是他一手主持完成。

胡愈之

郁达夫是谁?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但其实,除了浪漫,甚至颓废的一面,在抗日战场上,还有完全另一个郁达夫。

▲郁达夫

当年,胡愈之、郁达夫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南洋宣扬抗日,遭遇重重危机,从新加坡逃亡至印尼苏门答腊岛,历经三年零八个月,几度陷入绝境。他们隐姓埋名、飘零天涯,东躲西藏,郁达夫最终血洒深山老林。

为什么这段历史值得关注?


因为抗日战场上不仅有大陆人,也有华侨的战斗,只是这部分人的事迹在中国抗战史上很少有人提到;也因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是东南亚战场在我们很多人的视野中太过遥远模糊。


抗战期间,东南亚的华侨不仅出钱——国民政府很多空军的飞机都是南洋华侨捐的——还用血肉之躯回国抗战。当时,中国所有出海口都丢了,通向外界的通道只有滇缅公路。可是司机不够,是三千个华侨开赴的战场。


也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怀抱着理想主义的文人,离开故土,远赴南洋,在赤道上以笔为武器,参与到战争中去,并被迫陷入逃亡。


80年后,新闻人胡舒立把这条路重走一遍,带来了新著《穿越在历史边缘》,副标题“重走前辈苏门答腊流亡路”。

这本书,让我们得以“看见”前辈的心灵。或许,放在整个抗战当中,他们的贡献是沧海一粟。但他们为着抗战拼上全部的真实人生,不该泯灭于几十年的风卷沙埋。或许,这本书的意义,就是“看见”,然后“抵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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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伊始,亡命生涯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马来半岛强行登陆。这次登陆比偷袭珍珠港早了约1个小时,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的真正开始。当天,天色未明之时,新加坡亦遭遇了开埠以来的首次战火。东南亚作为华侨的核心聚居区,当时全球所有的华人移民中约有90%居住在这里。


作为南洋最有影响力的两家文化阵地,胡愈之主持《南洋商报》笔政,郁达夫坐镇《星洲日报》。他们放下政治派系的隔阂,全副心力同做一件事:团结侨胞,一致抗日救亡。


郁达夫早在1938年,就来到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此时,胡愈之还在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两部“孤岛名著”。一部是《西行漫记》,一部是《鲁迅全集》,在出版界,这都可以叫创举。


《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现在看,出版嘛,不算难。但在当时大部分地区,《西行漫记》叫“禁书”。胡愈之联系了很多出版社,都因为害怕日军和新闻出版检查而不敢做。胡愈之不甘心,瞒天过海,在自家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牌子,“复社”,“非法”出版。又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了最早版本600余万字的《鲁迅全集》。

1940年,在周恩来推荐、新加坡侨领陈嘉庚邀请下,胡愈之赴南洋,接手《南洋商报》,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单社论就写了45万多字。《南洋商报》成为南洋华人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1941年,巴人、杨骚、沈兹九等一批文人相继南来,加以支援。胡愈之在此前就与个性极强的女作家沈兹九,共同发起过“自愿入狱”运动,营救过“七君子”邹韬奋等人,这一次再并肩作战,成就了一段革命时期的爱情,两人结为连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愈之立即发起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选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侨领陈嘉庚发起华侨抗委会,胡愈之任宣传部主任,郁达夫是执行委员。他们在炮火中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文化活动和武装民众活动。


《南洋商报》编辑张楚琨回忆,“郁达夫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做朝会讲话。敌人轰炸加剧了,他就从轰炸中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人们眼中的郁达夫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张楚琨


然而,绝大多数人都绝对没想到的是,新加坡在开战2个月后就濒临沦陷危机。


兵临城下,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和自己的国家,都顾不上这些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华侨文化人。南来文人们到了绝境,不得不自己去开一条生路。


在新加坡陷落前11天,胡愈之、郁达夫等28位文化名人,挤上了一条木船,逃离新加坡。这条木船长不过4米,上面有篾编的船篷,28个人蜷伏在里面,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郁达夫苦笑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


这条船一上路,就翻开了流亡的一页。日后,这28人中,有的将被日本宪兵“邀请”回国,遭遇酷刑,有的将被印尼的荷兰殖民者驱赶出境,有的将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病故,还有的将会被日本宪兵明杀或暗杀。


但此刻,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安全寂静的救生船。


郁达夫赋诗云:伤乱倦行役,西来又一关。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


历经黑暗,体会坚韧

汉娜·阿伦特的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长。但在遭受迫害的强力下,受害者会彼此接近,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从而产生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顺利发展,它会培育出一种稀有的仁厚和至善。它是生命里的源泉,只要活着,就有欢乐”。这些经历过黑暗的人,确实体会过人性的坚韧。


▲图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他们最初设想,转道回国,但因荷兰当局的阻挠,成了泡影。彼时的印尼,还没有独立,是荷兰人的殖民地。


《穿越在历史边缘》一书着墨的重点,便是从逃难这里开始,寻踪的主角便是胡愈之和郁达夫。日军追捕甚急,胡愈之作为带头大哥,建议大家分散隐蔽。

巴人、杨骚、汪金丁等人,一开始躲到一座叫亚莱的小岛。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泥沼成片,瘴气弥漫。井水有毒绝不能饮用,河沟里的水也都由于长年浸泡腐烂树叶而发红(80年后,胡舒立发现,当地人还在用这种“红水”冲洗马桶),能饮用的只有雨水。


胡愈之、郁达夫等在一位侨领陈长培的帮助下,到临近一个叫保东的小岛暂避风头。这里也是一片原始森林,猴子飞跃期间,鳄鱼在水边晒太阳。有次工人横在地上的树干吃旱烟,感到树干动起来,才知道坐在蛇身上。他们曾在陈家开发原始森林的“木廊”避难,准备一有不测,就躲进原始森林。


晚上,蚊子大军在外,他们躲在帐子的“城堡”里,点一盏豆黄的椰油灯,看书,谈天。一有闲暇,他们就跟一位老人学说印尼话。胡愈之有世界语基础,郁达夫是语言天才,俩人学起来很快。


他们继续跟荷兰当局交涉前往爪哇的事,没想到还没获准通行,爪哇也沦陷了。走到安全地带的最后一线机会破灭,而日军派出诱捕流亡人士的人员已经到了附近小岛。


还得走。


因为有病人,还有妇女,郁达夫先独行探路,从苏东逃到苏西,落脚在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城镇。胡愈之带着妇女等一行人,后面也陆续来到这里。

▲图源:纪录片《大国崛起》

这里,是他们逃难时最长的定居点。


这里,也是胡舒立寻踪的重中之重。


在当时的巴爷公务,当地人都知道,有个叫“赵廉”或“赵胡子”的名气很大。他是外来的难民,经营着酒厂,是个富商。而且日本人还让他做翻译,他却暗中乱译,帮助了不少印尼人和华侨,其中包括著名侨领陈嘉庚。


很难想象,这个“富商”“翻译”,是郁达夫。为把戏做得逼真,他还娶了一位当地的女子成亲。


事情为什么成了这样?


当时,郁达夫孤身前往巴爷公务的时候,化名“赵廉”,扮成苦力,坐上一辆公交汽车。没想到中途来了一群日本人问路,当地人不通日文,以为日本人要征用汽车,又惊又怕。郁达夫听知,就给日本人指了路。这么一来,郁达夫既让当地的华侨一度以为他是卧底,又被日本人强征为翻译。最终,7个月后,郁达夫装病才得以辞职。郁达夫平素好酒,但从1942年春夏到1943年初他被迫为日本人做事时,滴酒不沾,担心的就是“酒后吐真言”。

其实,所谓酒厂,是胡愈之他们到后,为了生存下去,想办法开起来的。

“赵廉”(郁达夫)蓄起了长胡子,是酒厂出面的“头家”。胡愈之化名“金子仙”,伪装成酒厂的账房先生。巴人则是佣人。为了迷惑日本人,保护自己,酒的日文品牌叫“初恋”。


这段文豪们抗日逃亡的往事,现在看来比谍战剧还要像武侠。


好景不长,1944年侨奸告发,郁达夫身份暴露了。日本宪兵队展开了“背对背”调查。郁达夫自知,自己是走不了,只能跟敌人周旋,见机行事。同时,为了不拖累朋友,嘱咐胡愈之他们快走。


▲图源:纪录片《七三一真相》


1944年2月,高原的一个寒夜,胡愈之握别郁达夫,乘一辆破旧火车,开始北上逃亡。后行离开的汪金丁当时骑着自行车追了很久,直到汽车拐弯北上。他觉得自己忘记说什么,骑了一路也想不起来。


胡愈之夫妇星夜兼程,翻过12座大山,穿过半个苏岛,来到棉兰的马达山,从此隐居。在隐居一年半时间里,胡愈之写了一部小说《少年航空兵》,还编写了两部书《汉译印度尼西亚词典》、《印度尼西亚语法研究》。

手无寸铁,又无法联系外界,在当地多语言不通的文人,他们除了乔装从一个地逃亡到另一个地,只能等待、等待、等待……


终于,1945年8月,真得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大家欣喜若狂,郁达夫忙得不可开交,总说盟军或中国政府会有人前来,他便作为欢迎使者去迎接。


可几天后,胡愈之接到电报:郁达夫失踪了。


郁达夫是被一个当地青年叫走的。失踪前,他还穿着睡衣和木屐。


胡愈之当即重返巴爷公务,可是什么也没有查到。他嘴上没说,心里明白,郁达夫可能不会回来了。


如今,在巴爷公务附近的武吉丁宜,有一块墓地,刻着“苏岛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一排字,这里的11人,都是因为日本对抗日华侨大搜捕的“9·20事件”牺牲的烈士,虽然不包括郁达夫,但是那些想纪念郁达夫的华侨后人,也都到此祭拜。


1985年,经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在抗战胜利几天后,日本宪兵担心大量罪证泄露,开展了暗杀。郁达夫殉难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

胡舒立在书中结语说,“身为记者,我的一生始终都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努力从各个角度,按不同层面认识这个世界,这包含了我的‘重要性判断’”。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重要性问题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扭曲。


《穿越在历史边缘》,是一本用重走来重新看见、抵抗遗忘的书。胡舒立写了昨日的历史,也写了今日的所见,文字没有怒吼,也没有抒情,只是平静克制地让这部纪行自行流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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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舒立来到武吉丁宜的时候,苏岛华侨反法西斯烈士的墓碑,因为风雨冲刷字迹已经淡漠,看不清了。胡舒立拿过一支马克笔,一一描写了一遍。历史把这群南来文人抛入荒山老林,让他们承受历史如此沉重的负担,被驱赶、被追逐、甚至被杀害。可是,他们所经历的,不该被尘世的纷扰冲散……


推荐你亲自去读一读这本《穿越在历史边缘》。


80年前,地球上的苏门答腊,在这个时空坐标上,南来文人经历了什么?从波澜壮阔,到戛然而止,再到默然遗忘……80年后,胡舒立重走前辈流亡路,把被掩埋的一个个的个人史,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昨日与今日,前辈与后人、大陆和南洋,相遇对语,汇成历史的交响。胡舒立以日记体写成,算是填补了当代文化史的空白。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刚拿到书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书16开,有点大。慢慢读,才领会,这不仅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本观看之书。百余幅行纪照片,不止有过去的历史纪念地,也有今天苏门答腊人、事、物的样子,辅以可视化路线图,弥补了语言未竟之处,给阅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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