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撰写成一个系列，包括论证，框架，以及对政策、产能、通缩等各方面的讨论，1，2，3，4，5，6，7，8，9，10，11，12等。具体见结尾的列表。
基尼系数反映个人或家庭收入分配（或消费）与完全平均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异程度，它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收入；基尼系数等于1则表示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一个家庭或个人拥有全社会的收入。显然，基尼系数越小，表示社会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稳定；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社会越不稳定。图1中，蓝色曲线是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基尼系数，红色曲线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两者起始时间不同，趋势大体是一致的。从数据看，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32.2，比较低，居民普遍比较穷，穷得很平均。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改革开放再出发，GDP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到40以上。在2000年前后，较高的基尼系数一度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此后，随着产业结构开始升级，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先富”开始带动“后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普遍感到自己的收入增长了，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利，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关于贫富差距的声音少多了。
图1 中国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二、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在2012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进入辜朝明（2023）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辜朝明(2023)认为目前依然处于“黄金时代”，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022年已经跨越“辜朝明转折区间”，进入了“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腹背受敌的阶段”（点击查看论证）。
图2 城镇化/工业化的三个阶段：对辜朝明范式的修正用这些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图1中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根据刘易斯的二元发展理论，在一国经济开始起飞之前，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工资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当然会比较低，这正是中国1978年之前的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开始起飞，开启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资较高的工业部门，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基尼系数处于上升趋势。这对应图1中2010年之前的情况。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经济逐渐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进入辜朝明（2023）所说的“黄金时代”。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此时基尼系数是下降的。这正是图1中2010年至2022年的情况。2022年，中国进入了“腹背受敌阶段”（点击）。在这个阶段，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投资增速、消费增速下降。企业更愿意出海投资。在这一阶段，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点击），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将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点击），将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点击）。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速下行，总需求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点击）。只有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人，或者具有较强学习能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人，才能找到工作。那些工作岗位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的人，则将很容易失业，生活陷入困顿。显然，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将扩大，基尼系数将上升。总之，理论上，中国基尼系数的下降趋势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以后将开始上升趋势。图1中世界银行的中国基尼系数发布至202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发布至2022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辜朝明（2023）认为：美国在1947-1970年处于“黄金时代”，1970年之后进入“被追赶阶段”；日本在1990s中期之后进入“被追赶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2005年进入“被追赶阶段”。辜朝明（2023，p.096-103）分析了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省等进入“被追赶阶段”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认为这些经济体进入被追赶阶段后，贫富差距确实扩大了。我们直接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基尼系数。图3表明，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末开始上升，一直到2020年。2021、2022年有所下降，可能是疫情期间美国大批企业停摆，美国政府对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缩小了收入差距。整体来看，美国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后，基尼系数是上升的。
图4中，印度、泰国、越南是中国的主要追赶者，越南和泰国还是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标国。它们处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过去十几年，基尼系数逐年下降。但是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处于被追赶阶段，它们的基尼系数和美国一样整体上是上升的。 图4 几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之前在讨论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对收入的影响时，我提到，“当某些居民持久收入下降更多甚至失业时，如果无法通过合法方式获得暂时性收入，有人就会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方式谋取暂时性收入。这就是为什么经济衰退阶段，盗窃、抢劫案会高发。”其实最常见的是妇女堕入风尘。例如1998年前后，国企改制导致大规模失业。吴晓波2011年在为《钢的琴》撰写的影评《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中说：“当时（沈阳市）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说实在的，在所有违法行为中，这对社会稳定的损害是最小的。如果说收入下降会刺激违法犯罪，那么贫富差距扩大更会。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严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如果所有人都贫穷，贫富差别不大，社会不一定会不稳定；如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一定会不稳定。在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贫富差距势必扩大，整个社会无疑将变得不稳定。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民族间发展不平衡，并且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尤其如此。具体来说，2022年以来失业压力加大，有两个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是中年失业者。中年失业者本来就难找工作。在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后，就业机会减少，对技能的要求更高，中年失业者将更难就业。二是过去几年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很多人在家里打着“考研”、“考编”的旗号当“全职儿女”啃老，但是啃老是有限度的，随着家庭储蓄消耗，他们迟早需要找工作。对于企业来说，招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不如招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生（因为更好管理）。这就导致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成为社会的弃儿。最近各地发生多起恶性事件，例如去幼儿园、小学砍杀小朋友，或者开车冲撞行人，就是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后社会不稳定的表现。[美]辜朝明（著），徐忠，任晴译，《被追赶的经济体》，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1月。